“虞山派”是流派篆刻史上最后一个古典流派，是赵古泥师从吴昌硕，并将师门篆刻中规律性的特征加以发挥，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面目，开创的一代印风。 “虞山派”的出现，丰富繁荣了篆刻艺术，但是，由于“虞山派”形成在流派篆刻走向末路之时，其形成之初即已走向程式化，再加上邓散木有意识的强化，故为后继者没留下多少可资开发的空间和机会。所以，“虞山派”印风虽曾风靡一时，从者颇众，但其对篆刻艺术发展的贡献却是有限的，并且很快从印人们的视野里淡出。
研究赵古泥与“虞山派”，有助于印人及研究者对篆刻艺术风格过早或强行形成的现象加以重视，并对其作出一些反思，趙古泥趙林父女印譜，趙古泥印譜，昌硕先生颇为赞许。
一
在中国篆刻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虞山派”，一个以林皋（1657——？）为主活跃在康熙年间，一个以赵古泥为主活跃在民国年间。这两个“虞山派”都是因为其印风开创者活动的主要地区在常熟而命名，在艺术传承、印风延袭上并无多少联系。以林皋为主的“虞山派”，发韧于 汪关工稳 一路印风，“篆法、章法繁简相参，用刀爽利而挺劲，能到常人不能到之精微境界。”“善于运用装饰手段,……在章法布白上,常有独特巧思。”“在今天看来，林皋在对元朱文及多字白文印的创作中，确实将这一派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其影响在清代也一直不绝，直到民国年间的王福庵、赵叔孺、陈巨来，实都是这一脉的发展。”
①而以赵古泥为主的“虞山派”，则发韧于吴昌硕，“（赵古泥）一面接受吴昌硕的技艺，一面将吴昌硕众多印章中流露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发挥。在篆法上化小篆、籀文、缪篆为一体并参以瓦当、陶文、封泥之形；章法上有意强化巧与拙、欹与正、虚与实、险与平等等对应关系，使矛盾显得更为突出；而刀法上……转角处方折廉厉，锋刃表露无遗。从而在吴昌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目，开创一代印风。”
②邓散木则总结为“吴（昌硕）主圆转，赵（古泥）主廉厉，迨缶庐既老，大江南北已吴赵各树一帜，学吴而不为吴氏所囿，其惟赵氏一人，岂特青冰蓝水已哉。”
③赵古泥浸淫缶翁印艺多年，自家面目既成，新鲜而又不失缶翁之大气，而缶翁已至暮年，从赵古泥问艺者日益见众，“经他（赵古泥）传授的学生有曹石仓、李溢中，濮康安、王辛一、陶飞声、黄麟书、归子振、朱善余、唐起一、孙静初、汪大铁、苏乐石等，其中以邓散木、张寒月、赵林为最著。此外，尚有肖重威、沈芳波、席静玄、范受宇、宋梅村、王健、庞士龙、李嘉有皆效法古泥，在常熟、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同气相求，人众艺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印学群体，时人尊为‘虞山派’或‘赵派’。”
④篆刻艺术发展至民国，篆刻流派仍是晚清各大流派的延续，篆刻流派及印人略谈，秦汉至今中国主要流派集，后人研究这一段印学史时，将其划分为以吴昌硕为代表的“吴派”或称“海派”，以黄土陵为代表的“黟山派”，以赵叔孺为代表的“赵派”，以王福庵为代表的“新浙派”，以齐白石为代表的“齐派”或称“京派”。这五大流派虽不能完全覆盖整个印坛，但其所包括的印人却是已占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印人的绝大多数，而其他没能被包含在内的印人多以独辟蹊径闻名于世，但在艺术渊源上却也或多或少地与五大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虞山派”的创始人赵古泥作为吴昌硕众多弟子中最具开创精神的传人，虽能从“吴派”中分化演变出来，自树一帜，自成一派，却难以完全摆脱“吴派”的影响。赵古泥作为开宗立派者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虽有可与吴昌硕相媲美之处，但如就对整个艺术发展史而言，所起的作用却是难以企及的，故而如果说吴昌硕与“吴派”是一棵大树的话，赵古泥和“虞山派”则是这棵树上收获的一个丰硕果实。邓散木“大江南北已吴赵各树一帜，学吴而不为吴氏所囿，其惟赵氏一人，岂特青冰蓝水已哉。”
⑤的沦述虽有道理，但却也难逃阿师之嫌。既使相对于形成时间较近，印人人数较少的“齐派”而言，“虞山派”对篆刻艺术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和对艺术审美观的转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在一些印人看来，“虞山派”与“齐派”可同列为现代篆刻艺术史上的重要流派，但由于齐白石本身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对篆刻艺术走向现代的直接开启作用和对古典篆刻审美的破坏，都使他们不能等量齐观。而“虞山派”则因其自身较为明确的开宗立派意识，在流派篆刻走向末路之时而独树一帜，其影响力自然也是不可小视的，其对篆刻艺术发展的影响也是应该得到客观评价的。自“虞山派“之后，中国篆刻艺术因其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的变革，已不会再形成新的较为明确的流派，故其作为最后一个古典篆刻流派的身份，亦使其成为篆刻艺术史上无法随意翻过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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