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派”是流派篆刻史上最後一個古典流派，是趙古泥師從吳昌碩，並將師門篆刻中規律性的特徵加以發揮，以此為基礎形成自己的面目，開創的一代印風。 “虞山派”的出現，豐富繁榮了篆刻藝術，但是，由於“虞山派”形成在流派篆刻走向末路之時，其形成之初即已走向程式化，再加上鄧散木有意識的強化，故為後繼者沒留下多少可資開發的空間和機會。所以，“虞山派”印風雖曾風靡一時，從者頗眾，但其對篆刻藝術發展的貢獻卻是有限的，並且很快從印人們的視野里淡出。
研究趙古泥與“虞山派”，有助於印人及研究者對篆刻藝術風格過早或強行形成的現象加以重視，並對其作出一些反思，趙古泥趙林父女印譜，趙古泥印譜，昌碩先生頗為讚許。
一
在中國篆刻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虞山派”，一個以林皋（1657——？）為主活躍在康熙年間，一個以趙古泥為主活躍在民國年間。這兩個“虞山派”都是因為其印風開創者活動的主要地區在常熟而命名，在藝術傳承、印風延襲上並無多少聯繫。以林皋為主的“虞山派”，發韌於 汪關工穩 一路印風，“篆法、章法繁簡相參，用刀爽利而挺勁，能到常人不能到之精微境界。”“善於運用裝飾手段,……在章法布白上,常有獨特巧思。”“在今天看來，林皋在對元朱文及多字白文印的創作中，確實將這一派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其影響在清代也一直不絕，直到民國年間的王福庵、趙叔孺、陳巨來，實都是這一脈的發展。”
①而以趙古泥為主的“虞山派”，則發韌於吳昌碩，“（趙古泥）一面接受吳昌碩的技藝，一面將吳昌碩眾多印章中流露出來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加以發揮。在篆法上化小篆、籀文、繆篆為一體並參以瓦當、陶文、封泥之形；章法上有意強化巧與拙、欹與正、虛與實、險與平等等對應關係，使矛盾顯得更為突出；而刀法上……轉角處方折廉厲，鋒刃表露無遺。從而在吳昌碩的基礎上形成新的面目，開創一代印風。”
②鄧散木則總結為“吳（昌碩）主圓轉，趙（古泥）主廉厲，迨缶廬既老，大江南北已吳趙各樹一幟，學吳而不為吳氏所囿，其惟趙氏一人，豈特青冰藍水已哉。”
③趙古泥浸淫缶翁印藝多年，自家面目既成，新鮮而又不失缶翁之大氣，而缶翁已至暮年，從趙古泥問藝者日益見眾，“經他（趙古泥）傳授的學生有曹石倉、李溢中，濮康安、王辛一、陶飛聲、黃麟書、歸子振、朱善余、唐起一、孫靜初、汪大鐵、蘇樂石等，其中以鄧散木、張寒月、趙林為最著。此外，尚有肖重威、沈芳波、席靜玄、范受宇、宋梅村、王健、龐士龍、李嘉有皆效法古泥，在常熟、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同氣相求，人眾藝精，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印學群體，時人尊為‘虞山派’或‘趙派’。”
④篆刻藝術發展至民國，篆刻流派仍是晚清各大流派的延續，篆刻流派及印人略談，秦漢至今中國主要流派集，後人研究這一段印學史時，將其劃分為以吳昌碩為代表的“吳派”或稱“海派”，以黃土陵為代表的“黟山派”，以趙叔孺為代表的“趙派”，以王福庵為代表的“新浙派”，以齊白石為代表的“齊派”或稱“京派”。這五大流派雖不能完全覆蓋整個印壇，但其所包括的印人卻是已佔民國時期較有影響的印人的絕大多數，而其他沒能被包含在內的印人多以獨闢蹊徑聞名於世，但在藝術淵源上卻也或多或少地與五大派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虞山派”的創始人趙古泥作為吳昌碩眾多弟子中最具開創精神的傳人，雖能從“吳派”中分化演變出來，自樹一幟，自成一派，卻難以完全擺脫“吳派”的影響。趙古泥作為開宗立派者所取得的藝術成就，雖有可與吳昌碩相媲美之處，但如就對整個藝術發展史而言，所起的作用卻是難以企及的，故而如果說吳昌碩與“吳派”是一棵大樹的話，趙古泥和“虞山派”則是這棵樹上收穫的一個豐碩果實。鄧散木“大江南北已吳趙各樹一幟，學吳而不為吳氏所囿，其惟趙氏一人，豈特青冰藍水已哉。”
⑤的淪述雖有道理，但卻也難逃阿師之嫌。既使相對於形成時間較近，印人人數較少的“齊派”而言，“虞山派”對篆刻藝術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和對藝術審美觀的轉變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雖然，在一些印人看來，“虞山派”與“齊派”可同列為現代篆刻藝術史上的重要流派，但由於齊白石本身在篆刻藝術發展史上對篆刻藝術走向現代的直接開啟作用和對古典篆刻審美的破壞，都使他們不能等量齊觀。而“虞山派”則因其自身較為明確的開宗立派意識，在流派篆刻走向末路之時而獨樹一幟，其影響力自然也是不可小視的，其對篆刻藝術發展的影響也是應該得到客觀評價的。自“虞山派“之後，中國篆刻藝術因其自身發展規律和社會歷史的變革，已不會再形成新的較為明確的流派，故其作為最後一個古典篆刻流派的身份，亦使其成為篆刻藝術史上無法隨意翻過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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