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余旧作，已多年未再读。今谬承丁老师注意及之，借重精一文献，共享资料。小文卑无高论，唯篆刻之道，虽雕虫末技，旧时士夫学者，辄多于此用心力，寓精思而具博识，遂蔚然以成大观。今之事此艺者，众矣，名心方炽，道术已裂，盍知向哉。摩挲故迹，可深长思之也。
印章边款，即刻于印侧或印顶的文字，其源可上溯隋唐官印，乃至远溯先秦玺印[1]，而蔚为大观则属明清以来之事。印章边款虽是整个篆刻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其独立价值仍不可否定。一方面，边款的书法艺术，真草篆隶，风格多样，可脱离作为篆刻艺术主体的印面内容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边款的文字内容或寥寥数语，或长篇大论，或与印面内容相辅相成，或与印面内容关系甚疏，或诗、或词，或散文、或骈文，或诸体兼杂，体制完备，极富文学审美与研究价值。
长久以来，研究者研究边款，往往只是探讨边款的书法艺术与风格特质，或者仅仅关注边款提供的诸项基本信息，如篆刻作者、完成时间、师法对象、流传过程等，以便考订篆刻家的生平，制作事迹年表，辨析风格渊源与印学思想。相对而言，极大地忽略甚至无视边款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本文有鉴于此，试从边款中的诗歌文献、边款中的诗话文献、边款中的文章材料三个角度，对印章边款所蕴含的文学性与文献价值予以论述。至于更深一层的理论阐释及士人交游、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探讨，则待另文。疏漏不确之处，敬祈博雅方家指正。
一 边款中的诗歌文献
明清以降的诗歌、诗话文献多如牛毛，无从尽数收集。但尽量全面地掌握这些文献，以资系统而深入地展开研究，当是学界的共识。作为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诗歌、诗评文献的一种特殊载体，印章边款理当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首先来看边款中的诗歌文献。
印章边款中所见的诗歌作品，诗、词、曲，四、五、六、七言，古体、近律，乃至有韵的铭文、赞辞，各体皆备，数量丰富，有的已经收入作者集中，有的则属集外之作，甚而是作者唯一的存世作品，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试举例如下。
明末清初人丁元公刻“三餘堂·随庵”两面印，其边款云：“三馀堂为奉常公读书之处。丁巳三月与锡鬯放棹娄东，随庵三兄索刻是印，蓬窗作两面印以应之，丁元公记。”按，丁巳为康熙十五年（1677），奉常公为名画家王时敏，随庵为王氏第三子王撰，而锡鬯即清初著名学者、词人朱彝尊。此印边款附刻朱彝尊散曲《沉醉东风》云：“香茅屋清枫树底，小蓬门红板桥西。虽无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蔷薇结个笆篱，更添种山茶绿萼梅。这便是先生锦里。”[2]此曲已收入朱氏《叶儿乐府》[3]，虽非集外之作，但根据现有资料，此印及其边款拓片的流传，无疑对朱氏散曲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明末清初人丁元公刻“三餘堂·随庵”两面印
又如，同列名“扬州八怪”的高翔曾为汪士慎刻“七峰居士”印，高氏边款为单款，仅“西唐用明印式”六字，边款主体则为汪氏所书刻的程梦潮诗《题（汪士慎）深春卧雨图》，诗为七古，云：“海烟吹碧红芳歇，野粉残英叫鶗鴂。闭门十日苔作窠，天老愁春泣华发。七峰老人有仙骨，冷卧修桐眄清樾。名根不入世眼空，只有春愁与天结。草堂支枕着吟身，一片飞花坠作尘。门外屐声呼不起，湿云犹梦古时春。”[4]此诗风骨凛然，词气清越拔俗而又不乏低回婉转之致，功力不凡。虽是题画之作，对后人了解汪士慎的性格形象，亦颇有帮助。程梦潮生平及文学创作,以笔者现在的查考尚属不详，而据汪士慎在边款中称其为“程生梦潮”的语气判断，当是汪士慎的学生辈。后人赖此印边款，可得略窥程氏文学面貌之一斑。
再如清中期篆刻家赵之琛刻“云楼手集”印，边款颇别致，一面刻古木、屋庐，中一人据案摊卷，左上角刻款云：“集印图，云楼属，次闲。”另一面刻七绝二首，云：“省识朱文又白文，一枝铁笔技偏神。频【按，此字疑误，当为凭。】君妙手抟银艾，紫粉丹砂色最匀。（君善制印泥。）小山窠石自清奇，何用文窗置鼎彝。闲取印文频展玩，夕阳阑角已潜移。云楼属秋舲题句，次闲录。”[5]赵庆熹（1792—1847），字秋舲，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家贫好读书，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延宕二十年后始选延川知县，因病未赴，后改浙江金华府教授，未到任便病亡。他富于文学才华，尤以词曲为工。有《香消酒醒词》、《香消酒醒曲》[6]、《蘅香馆诗稿》等行世。此印边款所录诗即赵庆熹应友人之邀，为其题《集印图》，因《蘅香馆诗稿》觅读不易，不知此两首七绝已入集否。另外，赵之琛“高隐南屏小石门”印边款有一面为汪轼所刻，云：“次闲丈自作此印，盖寓归隐意也，为题二绝句，附刻于石。”题诗云：“新拜头衔有发僧，静中久已悟三乘。周妻何□犹餘累，撒手悬崖能未能？遗世忘名大是难，白鸥盟在莫教寒。一庐小石门前路，梅雨松关□峙看。”[7]赵氏此印作于道光庚寅（1830），时年五十，知天命而起归隐南屏山中之念，对读汪轼题诗，可添更为真切具象的理解。汪氏名姓今已不显，而借此印边款，得稍传诗名。
赵之琛刻“云楼手集”印
以上所举诸例以印章边款保存他人的诗作为主，此类例子不在少量。而边款诗作中最为常见的则是印家自己创作的作品。明清以来，文人印流派纷呈，印家往往一身而兼多项文艺才能，诗歌才华亦融入边款创作中，成为诗、书、印三位一体的综合展示。无论是徽派的程邃、胡唐等，浙派的丁敬、黄易、陈豫钟等，还是邓派的邓石如、吴让之等，他如郭麐、吴昌硕、郑文焯、童大年诸人，皆是诗才横溢，写作俱佳的人物，一般皆有诗文词集行世，此不具述。同样，他们的印章边款中也无不渗入浓郁的诗意，而边款作为一种有别于书籍的文献载体，或有异文，或有佚作，或记述创作背景，或保留馈赠之迹，有着较正式刊刻之作，更为特殊，更为丰富，或更具现场书写感与历史情境感的信息，因而更应得到学界格外的重视。
仅以浙派诸人为例，以见大概。如丁敬“顾震之印”边款云：“微郎清迥切三台，霖雨承天自此陔。遍路熏风舜弦近，一条活水禹波来。致身事业全看气，报国文章始见才。野老蓬门幸堪乐，不须回首怅离杯。右七言近体一首，奉送苇田契友赴中翰之职，即附刻其索余篆刻印石上。砚席间，当如时与素心晤对也。己卯四月二十五日，同里丁敬并记。”黄易“翠玲珑”印边款云：“三尺云根一段烟，玲珑翠影小窗前。欲临白雀馆中画，只在顽礓乱筱边。小松刻于秋影盦。”蒋仁“小蓬莱”印边款云：“处世叹不偶，入林任天放。青山日在眼，怪石非一状。莽莽堕云片，层层滚海浪。蜿蜒伏蛟龙，偃仰卧□象。□鸟从云现，古木□□上。前对沫□□，周遭亦跌宕。何必三神山，此中只微尚。小蓬莱在雷锋塔东，稚川□□地，则贞父黄公读书寓林其地也。公六世孙小松属篆，并录诗于石。乾隆乙未二月，铜官山民蒋仁。”陈鸿寿“西泠钓徒”印边款云：“红莲十顷，青山半楼。暮钟初动，一半勾留。何须渔阳，耶溪是求。丁卯七月六日，湖上为琴坞作，曼生。”
所举四例，虽远不足窥全豹，但举一反三，已可较好地展示印家的诗才，也可稍见当时士人之间文艺交流的面貌。这些诗作不拘长短，皆写得情韵悠长，逸气跌宕。单以丁敬而论，他与清中叶活跃于诗坛的浙派诗人如厉鹗、杭大宗、汪士韩、金农诸人交游频繁，结诗社切磋诗艺，他的诗中流露出强烈的重修养学殖、重句法锤炼的倾向，是典型的浙派风格。[8]此处所举边款诗例，足为代表。
尤为可贵的是，一些篆刻边款中还保留了诗人唱和往来的原始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诗坛样貌及诗坛与印坛的交错关系，提供了生动活泼的依据材料。仍以丁敬印章边款为例，其“芝里”一印边款云：“荔帷解得老夫篆刻无法之法，以诗来谢。相应之速，且要次韵，并刻印石，亦佳话也。因如其请。曹倡：烂铜破玉好光辉，多谢神斤大匠挥。不比三年刻楮叶，先生应笑宋人非。丁次韵：石章刻就石生辉，绝似朱弦信手挥。欲笑解人千未一，说难吾久是韩非。戊寅三月，敬老记于研林。”[9]荔帷即曹芝，据清吴颢、吴振棫《国朝杭郡诗辑》卷二十一载：“曹芝字茎九，号荔帷，又号晚客，钱塘贡生，有《洗句亭诗钞》。荔帷为汪韩门(师韩)高弟。”曹芝师从浙派诗人汪师韩，丁敬与曹芝交好，曾屡为之刻印，与之唱和。除此印外，另有“洗句亭”印边款亦保留了他与曹氏唱和的五律各一首。[10]这些都可助证丁敬与清代诗坛浙派诗人群的渊源关系。
最为壮观的是赵之琛《神仙眷属》印的边款，[11]分刻五面，此石侧高6.3厘米，宽2.7厘米，顶长宽均2.8厘米，如此小小一方印石上共录唱和诗七绝十首，参与唱和的诗人有六位。为便观览，表列于下：
此石岁月悠久，多有残泐，有些字已无从辨识。根据诗韵，可知赵之琛原唱用“东”、“先”韵，而其他人和诗，对韵脚有所选择，有的用原韵，有的不用原韵，有的则一首用原韵，一首不用原韵。新韵的出现，反过去对原唱者产生了影响，以致待赵氏再次和诗时，亦出现一首用原韵，另一首改用他人韵的现象。这一细节，颇可见出文人唱和活动对彼此的创作所带来的交互影响。这组唱和诗的创作背景未及考索，其风格则近于游仙诗，亦近于李商隐无题诗，遣词精微工稳，语义要眇幽深。细味之，如同倾听一次文士之间推心置腹的集体对话。除了赵之琛名字已知外，其他诸人皆用雅号，难以确知其姓名，所以保存在这方印章边款上的唱和诗，当是不乏一定的文献价值的。[12]
另一种唱和形式是后人用古人韵，可称异代唱和。如近人童大年（1874——1955），因其字为醒庵，又作心庵、心安等，故取苏轼名句“心安是药更无方”入印，此印边款布满五面，刻有东坡《游虎跑泉诗》七律一首，童氏补款云：“苏集《病中游祖塔院诗》，与虎跑石刻少异。”指出传世版本与石刻文献之差异，并将异文附刻于印石上，足见征实态度。在边款中，童氏又刻其和韵诗于后，云：“踯躅花开野草香，春寒未减怯衣凉。乔柯夭矫天然古，山路迂回不厌长。冲抱便臻如意境，大年自得驻颜方。虎跑泉水清堪饮，品茗还将石井尝。”并述和韵缘起云：“此泉宜瀹龙井茶。朴安乃携泾产石井茶，试之尤隽。壬戌春三月与安吴胡朴安韫玉游虎跑泉，用东坡韵。同游者朴安女湋平，山妻鲁醴芝也。”[13]童氏之作，虽为和诗，却写得浑朴自然而无斧凿痕，叙事详明，韵致清朗，而且其中巧妙嵌入“大年”二字，以与东坡句中“心安”相配，印面文字与边款内容形成互文，包含其名与字，可谓匠心别裁，饶有趣味。胡朴安（1878——1947）原名韫玉，字朴安，后以字行，安徽泾县人（古属安吴），是近代著名学者，著作等身。鲁醴芝为童氏继室，二人感情深厚，童氏以其名为斋号，并刻有“醴芝室”印[14]。读“心安是药更无方”印的边款，我们俨然可见童大年携妻女，伴良友，酌清泉以瀹佳茗，循旧踪而吟坡诗，好一幅赏心悦目的春游图。
童大年“心安是药更无方”印
至于其他四言铭赞、杂言及词曲、酒令之类的作品，数量实在太多，限于篇幅，不再缕举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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