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余舊作，已多年未再讀。今謬承丁老師注意及之，借重精一文獻，共享資料。小文卑無高論，唯篆刻之道，雖雕蟲末技，舊時士夫學者，輒多於此用心力，寓精思而具博識，遂蔚然以成大觀。今之事此藝者，眾矣，名心方熾，道術已裂，盍知向哉。摩挲故跡，可深長思之也。
印章邊款，即刻於印側或印頂的文字，其源可上溯隋唐官印，乃至遠溯先秦璽印[1]，而蔚為大觀則屬明清以來之事。印章邊款雖是整個篆刻藝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其獨立價值仍不可否定。一方面，邊款的書法藝術，真草篆隸，風格多樣，可脫離作為篆刻藝術主體的印面內容而獨立存在；另一方面，邊款的文字內容或寥寥數語，或長篇大論，或與印面內容相輔相成，或與印面內容關係甚疏，或詩、或詞，或散文、或駢文，或諸體兼雜，體制完備，極富文學審美與研究價值。
長久以來，研究者研究邊款，往往只是探討邊款的書法藝術與風格特質，或者僅僅關注邊款提供的諸項基本信息，如篆刻作者、完成時間、師法對象、流傳過程等，以便考訂篆刻家的生平，製作事迹年表，辨析風格淵源與印學思想。相對而言，極大地忽略甚至無視邊款內容本身所具有的文學性。本文有鑒於此，試從邊款中的詩歌文獻、邊款中的詩話文獻、邊款中的文章材料三個角度，對印章邊款所蘊含的文學性與文獻價值予以論述。至於更深一層的理論闡釋及士人交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探討，則待另文。疏漏不確之處，敬祈博雅方家指正。
一 邊款中的詩歌文獻
明清以降的詩歌、詩話文獻多如牛毛，無從盡數收集。但盡量全面地掌握這些文獻，以資系統而深入地展開研究，當是學界的共識。作為數量龐大、內容豐富的詩歌、詩評文獻的一種特殊載體，印章邊款理當納入研究者的視野。
首先來看邊款中的詩歌文獻。
印章邊款中所見的詩歌作品，詩、詞、曲，四、五、六、七言，古體、近律，乃至有韻的銘文、讚辭，各體皆備，數量豐富，有的已經收入作者集中，有的則屬集外之作，甚而是作者唯一的存世作品，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試舉例如下。
明末清初人丁元公刻“三餘堂·隨庵”兩面印，其邊款云：“三餘堂為奉常公讀書之處。丁巳三月與錫鬯放棹婁東，隨庵三兄索刻是印，蓬窗作兩面印以應之，丁元公記。”按，丁巳為康熙十五年（1677），奉常公為名畫家王時敏，隨庵為王氏第三子王撰，而錫鬯即清初著名學者、詞人朱彝尊。此印邊款附刻朱彝尊散曲《沉醉東風》云：“香茅屋清楓樹底，小蓬門紅板橋西。雖無蔗芋田，也有桑麻地。野薔薇結個笆籬，更添種山茶綠萼梅。這便是先生錦里。”[2]此曲已收入朱氏《葉兒樂府》[3]，雖非集外之作，但根據現有資料，此印及其邊款拓片的流傳，無疑對朱氏散曲的傳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明末清初人丁元公刻“三餘堂·隨庵”兩面印
又如，同列名“揚州八怪”的高翔曾為汪士慎刻“七峰居士”印，高氏邊款為單款，僅“西唐用明印式”六字，邊款主體則為汪氏所書刻的程夢潮詩《題（汪士慎）深春卧雨圖》，詩為七古，云：“海煙吹碧紅芳歇，野粉殘英叫鶗鴂。閉門十日苔作窠，天老愁春泣華髮。七峰老人有仙骨，冷卧修桐眄清樾。名根不入世眼空，只有春愁與天結。草堂支枕着吟身，一片飛花墜作塵。門外屐聲呼不起，濕雲猶夢古時春。”[4]此詩風骨凜然，詞氣清越拔俗而又不乏低回婉轉之致，功力不凡。雖是題畫之作，對後人了解汪士慎的性格形象，亦頗有幫助。程夢潮生平及文學創作,以筆者現在的查考尚屬不詳，而據汪士慎在邊款中稱其為“程生夢潮”的語氣判斷，當是汪士慎的學生輩。後人賴此印邊款，可得略窺程氏文學面貌之一斑。
再如清中期篆刻家趙之琛刻“雲樓手集”印，邊款頗別緻，一面刻古木、屋廬，中一人據案攤卷，左上角刻款云：“集印圖，雲樓屬，次閑。”另一面刻七絕二首，云：“省識朱文又白文，一枝鐵筆技偏神。頻【按，此字疑誤，當為憑。】君妙手摶銀艾，紫粉丹砂色最勻。（君善制印泥。）小山窠石自清奇，何用文窗置鼎彝。閑取印文頻展玩，夕陽闌角已潛移。雲樓屬秋舲題句，次閑錄。”[5]趙慶熹（1792—1847），字秋舲，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家貧好讀書，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延宕二十年後始選延川知縣，因病未赴，後改浙江金華府教授，未到任便病亡。他富於文學才華，尤以詞曲為工。有《香消酒醒詞》、《香消酒醒曲》[6]、《蘅香館詩稿》等行世。此印邊款所錄詩即趙慶熹應友人之邀，為其題《集印圖》，因《蘅香館詩稿》覓讀不易，不知此兩首七絕已入集否。另外，趙之琛“高隱南屏小石門”印邊款有一面為汪軾所刻，云：“次閑丈自作此印，蓋寓歸隱意也，為題二絕句，附刻於石。”題詩云：“新拜頭銜有發僧，靜中久已悟三乘。周妻何□猶餘累，撒手懸崖能未能？遺世忘名大是難，白鷗盟在莫教寒。一廬小石門前路，梅雨松關□峙看。”[7]趙氏此印作於道光庚寅（1830），時年五十，知天命而起歸隱南屏山中之念，對讀汪軾題詩，可添更為真切具象的理解。汪氏名姓今已不顯，而藉此印邊款，得稍傳詩名。
趙之琛刻“雲樓手集”印
以上所舉諸例以印章邊款保存他人的詩作為主，此類例子不在少量。而邊款詩作中最為常見的則是印家自己創作的作品。明清以來，文人印流派紛呈，印家往往一身而兼多項文藝才能，詩歌才華亦融入邊款創作中，成為詩、書、印三位一體的綜合展示。無論是徽派的程邃、胡唐等，浙派的丁敬、黃易、陳豫鍾等，還是鄧派的鄧石如、吳讓之等，他如郭麐、吳昌碩、鄭文焯、童大年諸人，皆是詩才橫溢，寫作俱佳的人物，一般皆有詩文詞集行世，此不具述。同樣，他們的印章邊款中也無不滲入濃郁的詩意，而邊款作為一種有別於書籍的文獻載體，或有異文，或有佚作，或記述創作背景，或保留饋贈之跡，有着較正式刊刻之作，更為特殊，更為豐富，或更具現場書寫感與歷史情境感的信息，因而更應得到學界格外的重視。
僅以浙派諸人為例，以見大概。如丁敬“顧震之印”邊款云：“微郎清迥切三台，霖雨承天自此陔。遍路熏風舜弦近，一條活水禹波來。致身事業全看氣，報國文章始見才。野老蓬門幸堪樂，不須回首悵離杯。右七言近體一首，奉送葦田契友赴中翰之職，即附刻其索余篆刻印石上。硯席間，當如時與素心晤對也。己卯四月二十五日，同里丁敬並記。”黃易“翠玲瓏”印邊款云：“三尺雲根一段煙，玲瓏翠影小窗前。欲臨白雀館中畫，只在頑礓亂筱邊。小松刻於秋影盦。”蔣仁“小蓬萊”印邊款云：“處世嘆不偶，入林任天放。青山日在眼，怪石非一狀。莽莽墮雲片，層層滾海浪。蜿蜒伏蛟龍，偃仰卧□象。□鳥從雲現，古木□□上。前對沫□□，周遭亦跌宕。何必三神山，此中只微尚。小蓬萊在雷鋒塔東，稚川□□地，則貞父黃公讀書寓林其地也。公六世孫小松屬篆，並錄詩於石。乾隆乙未二月，銅官山民蔣仁。”陳鴻壽“西泠釣徒”印邊款云：“紅蓮十頃，青山半樓。暮鍾初動，一半勾留。何須漁陽，耶溪是求。丁卯七月六日，湖上為琴塢作，曼生。”
所舉四例，雖遠不足窺全豹，但舉一反三，已可較好地展示印家的詩才，也可稍見當時士人之間文藝交流的面貌。這些詩作不拘長短，皆寫得情韻悠長，逸氣跌宕。單以丁敬而論，他與清中葉活躍於詩壇的浙派詩人如厲鶚、杭大宗、汪士韓、金農諸人交遊頻繁，結詩社切磋詩藝，他的詩中流露出強烈的重修養學殖、重句法錘鍊的傾向，是典型的浙派風格。[8]此處所舉邊款詩例，足為代表。
尤為可貴的是，一些篆刻邊款中還保留了詩人唱和往來的原始資料，為我們研究當時詩壇樣貌及詩壇與印壇的交錯關係，提供了生動活潑的依據材料。仍以丁敬印章邊款為例，其“芝里”一印邊款云：“荔帷解得老夫篆刻無法之法，以詩來謝。相應之速，且要次韻，並刻印石，亦佳話也。因如其請。曹倡：爛銅破玉好光輝，多謝神斤大匠揮。不比三年刻楮葉，先生應笑宋人非。丁次韻：石章刻就石生輝，絕似朱弦信手揮。欲笑解人千未一，說難吾久是韓非。戊寅三月，敬老記於研林。”[9]荔帷即曹芝，據清吳顥、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卷二十一載：“曹芝字莖九，號荔帷，又號晚客，錢塘貢生，有《洗句亭詩鈔》。荔帷為汪韓門(師韓)高弟。”曹芝師從浙派詩人汪師韓，丁敬與曹芝交好，曾屢為之刻印，與之唱和。除此印外，另有“洗句亭”印邊款亦保留了他與曹氏唱和的五律各一首。[10]這些都可助證丁敬與清代詩壇浙派詩人群的淵源關係。
最為壯觀的是趙之琛《神仙眷屬》印的邊款，[11]分刻五面，此石側高6.3厘米，寬2.7厘米，頂長寬均2.8厘米，如此小小一方印石上共錄唱和詩七絕十首，參與唱和的詩人有六位。為便觀覽，表列於下：
此石歲月悠久，多有殘泐，有些字已無從辨識。根據詩韻，可知趙之琛原唱用“東”、“先”韻，而其他人和詩，對韻腳有所選擇，有的用原韻，有的不用原韻，有的則一首用原韻，一首不用原韻。新韻的出現，反過去對原唱者產生了影響，以致待趙氏再次和詩時，亦出現一首用原韻，另一首改用他人韻的現象。這一細節，頗可見出文人唱和活動對彼此的創作所帶來的交互影響。這組唱和詩的創作背景未及考索，其風格則近於遊仙詩，亦近於李商隱無題詩，遣詞精微工穩，語義要眇幽深。細味之，如同傾聽一次文士之間推心置腹的集體對話。除了趙之琛名字已知外，其他諸人皆用雅號，難以確知其姓名，所以保存在這方印章邊款上的唱和詩，當是不乏一定的文獻價值的。[12]
另一種唱和形式是後人用古人韻，可稱異代唱和。如近人童大年（1874——1955），因其字為醒庵，又作心庵、心安等，故取蘇軾名句“心安是葯更無方”入印，此印邊款布滿五面，刻有東坡《游虎跑泉詩》七律一首，童氏補款云：“蘇集《病中游祖塔院詩》，與虎跑石刻少異。”指出傳世版本與石刻文獻之差異，並將異文附刻於印石上，足見徵實態度。在邊款中，童氏又刻其和韻詩於後，云：“躑躅花開野草香，春寒未減怯衣涼。喬柯夭矯天然古，山路迂迴不厭長。沖抱便臻如意境，大年自得駐顏方。虎跑泉水清堪飲，品茗還將石井嘗。”並述和韻緣起云：“此泉宜瀹龍井茶。朴安乃攜涇產石井茶，試之尤雋。壬戌春三月與安吳胡樸安韞玉游虎跑泉，用東坡韻。同游者朴安女湋平，山妻魯醴芝也。”[13]童氏之作，雖為和詩，卻寫得渾樸自然而無斧鑿痕，敘事詳明，韻致清朗，而且其中巧妙嵌入“大年”二字，以與東坡句中“心安”相配，印面文字與邊款內容形成互文，包含其名與字，可謂匠心別裁，饒有趣味。胡樸安（1878——1947）原名韞玉，字朴安，後以字行，安徽涇縣人（古屬安吳），是近代著名學者，著作等身。魯醴芝為童氏繼室，二人感情深厚，童氏以其名為齋號，並刻有“醴芝室”印[14]。讀“心安是葯更無方”印的邊款，我們儼然可見童大年攜妻女，伴良友，酌清泉以瀹佳茗，循舊蹤而吟坡詩，好一幅賞心悅目的春遊圖。
童大年“心安是葯更無方”印
至於其他四言銘贊、雜言及詞曲、酒令之類的作品，數量實在太多，限於篇幅，不再縷舉贅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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