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幾位重要的金石名家中，吳讓之長期以來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那個；這種忽視的產生，時代藝術風氣的轉變是原因之一，然對於其人藝術成就研究的匱乏恐怕才是核心問題。早在1978年日本就舉辦了吳讓之大展，並由謙慎書道會編著了《吳讓之的書畫篆刻》一書；在長達三十幾年的時間裡，這本書都是吳讓之唯一且最為重要的綜合出版物。國內的吳讓之展則要遲至幾年前澳門博物館所舉辦的吳讓之、趙之謙聯合大展，而其個人稍成體系的出版物，則更是直到今年10月才出現。這是一個十分引人深思的怪現象，不僅與吳讓之在晚清金石書畫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符，也與其篆刻作品在當今市場的受捧不符。
但關於吳讓之的成就，他的同時代人和近代前賢早有定論，趙之謙說“息心靜氣，乃是渾厚。近人能此者，揚州吳讓之一人而已”，沙孟海說“那種輕鬆澹蕩的境界，鄧石如譜中不曾有過”，潘天壽更是直言“穩練自然而不着力氣，神遊太虛若無所事，即鄧氏或遜之”，都認為有超過鄧石如之處。而最入木三分的評價來自吳昌碩，他說吳讓之“平生固服膺完白而於秦漢印鉨探討極深，故刀法圜轉而無纖曼之習氣，氣象駿邁，質而不滯。余嘗語人學完白不若取徑於讓翁”，學鄧石如還不如先學吳讓之，這是十分具有歷史眼光的一句話，因為篆刻只有到了吳讓之這裡才真正做到了所謂的“印從書出”，書法與刀法都完成了系統性的建設。這也與吳讓之自述其“十五歲乃見漢人作，悉心模仿十年，凡擬近代名工，亦務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見完白山人作，盡棄其學而學之”完全相合。其中還有一大關鍵點就是吳讓之早年對於秦漢印的深研，以及這種這分營養對於其轉學鄧石如後所形成的印風的作用，這正是後來人所很少注意到的。
吳讓之於印作向來懶於署款，多數印作或署窮款，或乾脆不署名，故其有明確紀年的印作十分罕見，這無疑增加了考察其印風前後期變化的難度。此方“卜生盫”“虛過盫主”“寄心盫主”三面印應該是吳氏傳世篆刻作品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件，其創作時間跨度竟然超過三十餘年，在一件作品中便可見其人三十年藝術風格的轉變過程，就算放眼整個藝術史也是十分罕見的特例！在邊款中，吳讓之用長跋記錄下了此印不平凡的經歷：
此石汪君冬巢屬余刻卜生盫，時在壬午。冬翁去後歸程君雪問。余不忍磨，為之刻虛過庵。程君去後歸於硯山，又複姓汪，三君皆工詞。三十年來而一一如昨，可慨也已。乙卯九月，讓之。
關於此印的所有信息都在這段文字中得到最忠實的保存，由此我們知道是印最早乃為汪冬巢所刻，“卜生盫”是汪氏齋號，時為道光二年壬午（1822），吳讓之年二十四歲，這是目前有明確紀年的吳讓之最早印作。汪冬巢為汪潮生（1777-1832），字汝信，號飲泉、冬巢，江蘇儀徵人。他是乾隆六十年副貢生，工花卉畫，善填詞，有《冬巢詞集》《冬巢詩集》。汪冬巢大吳讓之23歲，在年齡上與吳氏之師包世臣同輩，包世臣曾為之撰寫《汪冬巢傳》；吳讓之早年經常向其請益詩詞文章，汪氏詩集中存有《抄書贈吳熙載》一詩；此印應是當時問學之餘，作為前輩的汪冬巢囑咐年輕的吳讓之所作。在晚年為學生黃錫禧《棲雲山館詞存》所作跋語中，吳讓之還回憶到：“余今年六十有九，文業久廢，回憶少時，奉教於常州周保緒、李申耆、董晉卿、張翰風諸先生，揚州之汪冬巢、王西御諸公論議，幾同隔世。人琴之感，不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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