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出師的不易,小議黟山派黃牧甫的篆刻藝術,唐吟等

【摘 要】清晚期的黃牧甫作為黟山派的開山鼻祖,他傾力實踐地投入創作;“我師古人實獲我心”般不斷地更新完善自己的藝術思路,同時賦予了其創作篆刻藝術文人雅趣,進退有度;這和儒家的“君子藏器”思想不謀而合;他印藝成就極高,風格獨樹一幟,且精於書畫,不失為一個多才多藝的文人騷客。本文簡易地介紹了黃牧甫年少的社會經歷和學習歷程,主要從他的篆刻取法、實踐與創新來了解其篆刻“出師”的不易。

【關鍵詞】黃牧甫;篆刻藝術;黟山派

中圖分類號:J292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06-0132-02

一、黃牧甫早年的篆刻藝術經歷

黃士陵(1849—1908),安徽黟縣黃村人。字牧甫,以字行。晚年別署黟山人、倦叟、倦遊窠主,通六書,精書畫,文化底蘊深厚,其父博雅能義;著存《竹瑞堂集》。黃牧甫是晚清印壇上的一位開宗立派的大家,他所創立的“黟山派”印風對篆刻後學者有着深遠的影響。他篆刻近法皖浙諸家鄧石如①、陳曼生②、吳讓之③、趙之謙④,受吳讓之影響最深。“印外求印”,取吉金石、古璽、漢印、權量鏡銘。看似平淡,卻寓巧於拙,寓奇於平,表達了平斜曲直、粗細欹正之間相互依存的規律,追求的是古印光潔挺拔的原本面貌,印面力求完整、具有平和恬淡的氣度,穆如清風的藝術風格使他在印壇卓然而立。

黃牧甫生活在清末,兒童時代在父親的啟蒙下接觸了篆刻藝術,並對篆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社會動蕩不安,黃牧甫也遭遇不幸,年少因動亂而失學,之後父母又相繼離世,命途多舛;迫於生活壓力背井離鄉來到江西南昌謀生。歷經奔波的他練就了吃苦耐勞、醉心篆刻藝術的執著精神;“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⑤。他在生活困頓之中亦安貧樂道,堅守自己的興趣愛好,在謀生之餘研習篆刻。正因為他在艱難困苦中仍能鍥而不捨地追求,才使得黃牧甫在篆刻藝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青少年時期的黃牧甫,在篆刻技法上研摹的是江南地區浙派、鄧派的印風,正所謂“志不強者智不達”⑥。如果說各流派印是口大染缸,是一副枷鎖;但唯有跳進去再衝出來,帶上去再破開來,學印者才有機會得到真正的圓滿。藝術學習無止境,“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是山”⑦不過是每個學習階段的理解不同罷了。堅韌不拔的學習態度令生活困頓,見識局限的他亦初窺篆刻門道,初步理解了時興幾派的字法結體、章法組合,控刀能力也得以加強。有了這些基本“法度”的基礎,他嘗試着用各種書體入印,亦加入自己的審美意趣,而不僅僅局限於篆書;他膽大心細的創新精神,激勵着後學者勇於開發篆刻藝術的新領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⑧學習就是一個不斷提高認知的過程。清代金石考據學復興,碑學崛起,書法家都效法秦漢碑刻,篆刻藝術家也追求金石氣,清末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上都處於“變革”的階段,黃牧甫取法當時的自然和生活,並且學習古人;不被當時篆刻格局所限制的見解,使他在篆刻藝術的道路上“嚴寒獨自開”,更為芬芳,更為絢麗,創造出都屬於他的風格。

三十多歲的時候,黃牧甫由南昌移居廣州,繼而奔走於北京等地。後入國子監攻讀金石學,眼界大開。那時廣州和北京的經濟文化潮流和對外開放程度比南昌好,與新事物、新思想的交流碰撞提高了黃牧甫的見識,藝術審美也提升了;加上各種機遇,又有幸得到名家的指點,在與其他文學藝術家的交流中,他見識了許多其它朝代遺留下來器物上的圖案和文字,“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⑨,黃牧甫又“以古為鏡”,收錄整理了許多珍貴的印痕。黃牧甫在三十歲左右,刻成了一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這是他前期集眾家風格面貌而創作的印譜。

思想的碰撞會產生智慧的火花,其對篆刻藝術的理解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在字法、章法和刀法的研習上有了不小的突破,漸漸總結出他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在多種藝術效果的嘗試之中,篆刻水平可以用日益精進來表達,開啟了他“印外求印”的道路。量變總歸會促成質變,個人篆刻藝術風格日趨成熟。

二、黃牧甫個人印風的形成

莎士比亞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萊特”,每個人對篆刻藝術都有自己的理解,人們常說“字如其人”,又何嘗不是“印如其人”?一個結合了藝術家獨特的字法、章法、刀法的篆刻作品,所體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又何嘗不是此藝術家的所思所想、所經歷、所追求和所表達?

“印為心畫”,黃牧甫的篆刻作品體現出來的正是他的人生態度。他儘力擺脫當時篆刻界一味追求金石氣的潮流,也脫開流派印的模式,“萬物過眼皆為我有”,在古器物和秦漢印之中總結出自己的風格,並不斷地試驗。他用的是薄而鋒利的刻刀,刀法利索、爽朗又犀利;印“印外求印”使他的創作進入高峰期,線條光潔挺勁,平易與欹側共存;章法心思巧妙,大巧若拙;多了一份雍容,正所謂大道至簡,體現出來的藝術效果如同弘一法師所說“一即多,多即一”。“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中國藝術講究“簡”,篆刻亦然。黃牧甫的印講求“錘字鍊字”,講究“以一抵十”,有“四兩撥千斤”之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我們可理解為人生的三個最高標準,或者說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養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偉大的功勛業績,確立獨到的論說言辭。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學問三個方面;黃牧甫的篆刻藝術的成就也與他做人、做事、做學問分不開。中國文化的兩個本質,一個是自我成長,另一個是兼收並蓄的包容。在篆刻藝術中,這也是最終可以拯救“樣板藝術”的最根源,李可染也說過“用最大的功力打進去,用最大的勇氣打出來”,打進去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打出來是“成一家之言”。

傅舟著的《黃牧甫經典印作技法解析》中概括了黃牧甫的印面審美觀:“一是其追求還原秦漢印的本來面貌的光潔線條美;二是追求印面的完整,印面的邊角不刻意去做殘破來顯示金石氣;三是章法組合上平正為基調暗含巧妙。”他的白文印大多有榜書意;榜書者,署書也,許慎《說文解字》序中有“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余竊以為,秦書八體皆可試於入印,如此可拓展篆刻藝術的廣度與深度,有利於篆刻藝術的發展與繁榮。

老子《道德經》中“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藝術也是如此,藝術作品沒有矛盾衝突就沒有張力,就會趨於平庸,黃牧甫的篆刻藝術詮釋了這一點。

黃牧甫的印靜而不躁,文而不野,給人穆如清風的妥帖之感,韓天衡先生對黃牧甫的篆刻藝術探索作出了評論:“黃牧甫在篆刻藝術上邁出的新步伐要點有二:一是在篆書文字的間架安排上,對橫、豎線條別出心裁地作了斜側、短長、疏密、粗細都具有十分精微變化的幾何搭配,製造了一種平而不平、亂而不亂、參差錯落、令人揣摩的迷惘氣氛。二是在用刀上,他突破了前人用刀的程式,刻白文印,往往在線條一端的外側就起刀,留出尖挺的刀痕,刻朱文印偶爾從線條一端的內側起刀,留下了類似書法起筆的石屑,產生了有筆有墨、豐富印面的藝術效果。”

注釋:

①鄧石如(1743—1805),安徽懷寧人。清代篆刻家、書法家,鄧派篆刻創始人。

②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

③吳讓之(1799-1870),原名廷揚,字熙載,後以字行,亦作攘之,號讓翁、晚學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蘇儀征(今揚州)人。清代篆刻家、書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書畫,尤精篆刻。

④趙之謙(1829-1884),中國清代著名的書畫家、篆刻家。漢族,浙江紹興人。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撝叔,號悲庵、梅庵、無悶等。趙之謙的篆刻成就巨大,對後世影響深遠。

⑤【出處】初唐王勃的《滕王閣序》

⑥【出處】《墨子·修身》

⑦【出處】《孟子·告天下》

⑧【出處】《論語·為政》

⑨【出處】荀子《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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