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出师的不易,小议黟山派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唐吟等

【摘 要】清晚期的黄牧甫作为黟山派的开山鼻祖,他倾力实践地投入创作;“我师古人实获我心”般不断地更新完善自己的艺术思路,同时赋予了其创作篆刻艺术文人雅趣,进退有度;这和儒家的“君子藏器”思想不谋而合;他印艺成就极高,风格独树一帜,且精于书画,不失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骚客。本文简易地介绍了黄牧甫年少的社会经历和学习历程,主要从他的篆刻取法、实践与创新来了解其篆刻“出师”的不易。

【关键词】黄牧甫;篆刻艺术;黟山派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6-0132-02

一、黄牧甫早年的篆刻艺术经历

黄士陵(1849—1908),安徽黟县黄村人。字牧甫,以字行。晚年别署黟山人、倦叟、倦游窠主,通六书,精书画,文化底蕴深厚,其父博雅能义;著存《竹瑞堂集》。黄牧甫是晚清印坛上的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家,他所创立的“黟山派”印风对篆刻后学者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篆刻近法皖浙诸家邓石如①、陈曼生②、吴让之③、赵之谦④,受吴让之影响最深。“印外求印”,取吉金石、古玺、汉印、权量镜铭。看似平淡,却寓巧于拙,寓奇于平,表达了平斜曲直、粗细欹正之间相互依存的规律,追求的是古印光洁挺拔的原本面貌,印面力求完整、具有平和恬淡的气度,穆如清风的艺术风格使他在印坛卓然而立。

黄牧甫生活在清末,儿童时代在父亲的启蒙下接触了篆刻艺术,并对篆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动荡不安,黄牧甫也遭遇不幸,年少因动乱而失学,之后父母又相继离世,命途多舛;迫于生活压力背井离乡来到江西南昌谋生。历经奔波的他练就了吃苦耐劳、醉心篆刻艺术的执著精神;“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⑤。他在生活困顿之中亦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谋生之余研习篆刻。正因为他在艰难困苦中仍能锲而不舍地追求,才使得黄牧甫在篆刻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青少年时期的黄牧甫,在篆刻技法上研摹的是江南地区浙派、邓派的印风,正所谓“志不强者智不达”⑥。如果说各流派印是口大染缸,是一副枷锁;但唯有跳进去再冲出来,带上去再破开来,学印者才有机会得到真正的圆满。艺术学习无止境,“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是山”⑦不过是每个学习阶段的理解不同罢了。坚韧不拔的学习态度令生活困顿,见识局限的他亦初窥篆刻门道,初步理解了时兴几派的字法结体、章法组合,控刀能力也得以加强。有了这些基本“法度”的基础,他尝试着用各种书体入印,亦加入自己的审美意趣,而不仅仅局限于篆书;他胆大心细的创新精神,激励着后学者勇于开发篆刻艺术的新领地。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⑧学习就是一个不断提高认知的过程。清代金石考据学复兴,碑学崛起,书法家都效法秦汉碑刻,篆刻艺术家也追求金石气,清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处于“变革”的阶段,黄牧甫取法当时的自然和生活,并且学习古人;不被当时篆刻格局所限制的见解,使他在篆刻艺术的道路上“严寒独自开”,更为芬芳,更为绚丽,创造出都属于他的风格。

三十多岁的时候,黄牧甫由南昌移居广州,继而奔走于北京等地。后入国子监攻读金石学,眼界大开。那时广州和北京的经济文化潮流和對外开放程度比南昌好,与新事物、新思想的交流碰撞提高了黄牧甫的见识,艺术审美也提升了;加上各种机遇,又有幸得到名家的指点,在与其他文学艺术家的交流中,他见识了许多其它朝代遗留下来器物上的图案和文字,“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⑨,黄牧甫又“以古为镜”,收录整理了许多珍贵的印痕。黄牧甫在三十岁左右,刻成了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他前期集众家风格面貌而创作的印谱。

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智慧的火花,其对篆刻艺术的理解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在字法、章法和刀法的研习上有了不小的突破,渐渐总结出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多种艺术效果的尝试之中,篆刻水平可以用日益精进来表达,开启了他“印外求印”的道路。量变总归会促成质变,个人篆刻艺术风格日趋成熟。

二、黄牧甫个人印风的形成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人对篆刻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又何尝不是“印如其人”?一个结合了艺术家独特的字法、章法、刀法的篆刻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又何尝不是此艺术家的所思所想、所经历、所追求和所表达?

“印为心画”,黄牧甫的篆刻作品体现出来的正是他的人生态度。他尽力摆脱当时篆刻界一味追求金石气的潮流,也脱开流派印的模式,“万物过眼皆为我有”,在古器物和秦汉印之中总结出自己的风格,并不断地试验。他用的是薄而锋利的刻刀,刀法利索、爽朗又犀利;印“印外求印”使他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线条光洁挺劲,平易与欹侧共存;章法心思巧妙,大巧若拙;多了一份雍容,正所谓大道至简,体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如同弘一法师所说“一即多,多即一”。“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中国艺术讲究“简”,篆刻亦然。黄牧甫的印讲求“锤字炼字”,讲究“以一抵十”,有“四两拨千斤”之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或者说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三个方面;黄牧甫的篆刻艺术的成就也与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分不开。中国文化的两个本质,一个是自我成长,另一个是兼收并蓄的包容。在篆刻艺术中,这也是最终可以拯救“样板艺术”的最根源,李可染也说过“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打出来是“成一家之言”。

傅舟著的《黄牧甫经典印作技法解析》中概括了黄牧甫的印面审美观:“一是其追求还原秦汉印的本来面貌的光洁线条美;二是追求印面的完整,印面的边角不刻意去做残破来显示金石气;三是章法组合上平正为基调暗含巧妙。”他的白文印大多有榜书意;榜书者,署书也,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有“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余窃以为,秦书八体皆可试于入印,如此可拓展篆刻艺术的广度与深度,有利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老子《道德经》中“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艺术也是如此,艺术作品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张力,就会趋于平庸,黄牧甫的篆刻艺术诠释了这一点。

黄牧甫的印静而不躁,文而不野,给人穆如清风的妥帖之感,韩天衡先生对黄牧甫的篆刻艺术探索作出了评论:“黄牧甫在篆刻艺术上迈出的新步伐要点有二:一是在篆书文字的间架安排上,对横、竖线条别出心裁地作了斜侧、短长、疏密、粗细都具有十分精微变化的几何搭配,制造了一种平而不平、乱而不乱、参差错落、令人揣摩的迷惘气氛。二是在用刀上,他突破了前人用刀的程式,刻白文印,往往在线条一端的外侧就起刀,留出尖挺的刀痕,刻朱文印偶尔从线条一端的内侧起刀,留下了类似书法起笔的石屑,产生了有笔有墨、丰富印面的艺术效果。”

注释:

①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

②陈鸿寿,号曼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③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扬州)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

④赵之谦(1829-1884),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⑤【出处】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

⑥【出处】《墨子·修身》

⑦【出处】《孟子·告天下》

⑧【出处】《论语·为政》

⑨【出处】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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