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牧甫與鄧石如形成流派印風的原因和影響芻議,張浩生

摘 要:本文通過比較黃牧甫和鄧石如的身世、家世淵源、交遊幕府活動、子輩繼承 等情況,揭示他們形成流派印風的原因和影響的異同點,以期在今後的實踐中,不盲從而是根據需要來汲取營養。

關鍵詞:黃牧甫 鄧石如 印風 成因 影響比較

在明清時期是安徽書壇空前繁榮之際,徽州大地前後湧現出詹景鳳、程瑤田、姚鼐、梁巘等書法名家;篆刻則以“徽派”為代表比肩“浙派”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要論同時兼擅兩門藝術的大家當數鄧石如和黃牧甫。鄧石如擅篆隸,解決了篆書的筆法問題,也是清代書壇碑派創作第一桿大旗,他的篆刻提倡“印外求印”,影響了吳讓之、趙之謙等人;黃牧甫在篆刻上的貢獻是踐行了鄧石如的“印外求印”思想,廣泛搜求各種文字入印,並在“以吉金文字入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本文試將二人作一比較,從他們身上找出異同之處,以揭示二人在藝術追求上的差異。

一、身世飄零

黃牧甫生長在一個動亂的年代,14歲時,由於太平軍運動破壞了原本安寧的生活,不久父母又相繼去世,為了生計,他被迫離開了家鄉到南昌討生活,此後奔波於南昌、廣州、北京等地。

鄧石如幼年時即處於“家貧甚,酸甜苦辣,無不備嘗”的境地,21歲又遭喪妻,32歲左右代父到壽縣教書,從此遊蹤遍處(時常往來於南京、揚州等地,也在北京、武昌等地有過停留),回到家鄉的時間少之又少。

無情的生活讓他們備嘗生活的艱辛,親人的離去又使他們的精神深受打擊。然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書法、篆刻,並且將自己的滿腔熱血寄情於此、努力鑽研,既能排解心中的鬱結又能以此為生,最終都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鍾愛的藝術天地中取得巨大成就,留名書史、印壇。

二、家世淵源

黃牧甫的父親黃仲和擅長篆學,喬大壯《黃先生傳》有云:“……尤精許氏學,先生幼受庭訓旁及篆刻。”1這種家庭環境對他日後的藝術道路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鄧石如的父親鄧一枝善詩文、工書畫,更擅刻石、史籀之學。

由於家境困窘兩人都沒有像同時代的文人那樣有一個安穩的讀書環境,都是從父輩那裡接受啟蒙教育,家庭教育取代了學校教育並對他們的一生產生重要影響;二人後期都是靠自學、交遊吸取營養,都沒有拜在同時代哪位名家門下,只能通過刻苦學習,以古人為師開創新法。如黃牧甫在其所刻“同聽秋聲館印”朱文印邊款中說自己的篆刻“無所師承”,但是他在治印道路上一直師法浙派、晥派並上溯秦漢、魏晉……無所不包、無所不學,尤其是在以“吉金文字入印”這一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斐然,“是繼趙之謙之後,入印文字最為豐贍的一位篆刻大師”2。鄧石如也有一方印“我書臆造本無法”,旨在強調他個人的學習能力而非真的無所師從:他的篆隸書廣泛學習秦漢碑版,先後八年在南京梅家日夜撫習歷代碑刻拓本,這給他日後的書藝發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交遊、幕府活動的影響

兩人在外遊歷多年都曾在壯年時有過入幕入世的活動,最終都沒有通過入幕而入仕,但此一經歷卻對他們日後的從藝道路產生深遠影響。

鄧石如一生遇見的貴人很多,如曹文埴、梁巘、程瑤田等人,他們不僅為其宣傳書名,曹文埴還介紹鄧石如去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幕府,然而鄧石如性格耿直,因看不慣一些人的阿諛奉承,雖在畢沅幕府三年卻沒交得幾個真心朋友,能在日後的書藝發展道路上給予幫助的就更沒有幾人了。鄧石如交往的友人中有擅篆隸書的、也有不少從事碑派書法與篆隸字學研究的,他們或許對鄧石如的篆隸書探索、“印外求印”提供某些幫助,這些只能是推斷,到目前仍沒有看到這些人對他是否產生過直接影響、有多少影響的資料。

而黃牧甫的游幕經歷對他的印學思想產生了最直接且深遠的影響。長善將軍與志銳太史舉薦黃牧甫到北京國子監學習金石學,在北京的三年學習,使他系統地學習金石學知識的同時也讓他明確了在印學求索方面的目標。當時同在國子監的金石學名家有盛昱、王懿榮、吳大澂等,正是他們的影響,才使黃牧甫逐漸形成“印宗秦漢”“印外求印”的指導思想。

黃牧甫在南昌又得到江西學政汪鳴鑾的賞識,由於汪氏的紹介他得以到廣州吳大澂幕府參與編訂《十六金符齋印存》、編輯《續說文古籀補》,後來又在湖廣總督、著名金石學家端方幕府編著《陶齋吉金錄》《陶齋藏石目》。這些金石學圖書不僅開闊了黃牧甫的視野,也成為了他篆刻創作中直接師法的對象,他在邊款中常常交代某字出自某處,如“十唐經齋”朱文印(圖1)中“經”字有些“怪異”,他即在邊款中指出“‘經字出自齊《陳曼簠》”3,直接為他人釋疑,可見他對待篆刻的態度之嚴謹。吳大澂調離湖南巡撫後,黃牧甫又協助著名學者梁鼎芬在廣州廣雅書院刊校經史書籍。這些經歷都為他日後開闢新的印風提供了深厚的學養基礎。

四、子輩繼承

鄧傳密與黃少牧書法、篆刻都能“秉父風,然不能有所研擴矣”4,主要原因應在於父輩都為生計所累,而又不願入仕只能以“末伎游食”,因此出於喜愛與生計的雙重需求他們(黃牧甫、鄧石如)不得不在宗法古人的基礎上開拓創新,才能賣藝為生。鄧傳密與黃少牧因為生存已不是問題,在學習的動力方面自然不如父輩,他們更看重的可能是怎樣在當時那種相對封閉的環境里讓更多的人了解父輩的藝術成就,因此給我們留下了不少關於他們推揚父輩藝名的一些佳話。鄧石如之子鄧傳密一邊繼承乃父衣缽一邊收集鄧石如作品,從事交遊活動也一直是大力地宣傳鄧石如書法、篆刻藝術。黃牧甫之子黃少牧多年致力於為黃牧甫輯錄印譜並付諸影印之事。5

五、都形成流派印風,影響了一大批後來者

秦漢印章皆由專門機構或鑿或鑄刻來完成,文字是由當時名家書寫,還是由機構中的文職官員來書寫已不得而知。文人參與篆刻的最早記錄是北宋時期的米元章,他曾將印面篆書寫好,再由工匠完成,“篆”與“刻”分工明確。直到明代文彭發現凍石,親自實踐並大力推廣之後,篆刻才成為文人的案頭之物。早在明代朱簡就已提出“筆意表現論”,但是他的實踐沒有完全成功,也即所謂的眼高手低。鄧石如一直秉行“印從書出”思想,做到了書法與印章的統一。吳讓之評其獨特之處在於:“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6正如鄧石如書法衝破帖學籠罩書壇的局面,成為清代書壇碑派書法第一作手一樣,他雖生在徽皖大地、遊蹤常往來於歙縣、揚州、南京等地,所到之地主要是“徽派”與“浙派”印風籠罩地域,卻能不囿於成法,而能自出新意,不得不歸結於他個人具有的開拓創新意識。他所開創的“鄧派”印風對後世影響很大,繼承鄧氏印風的主要是江浙一帶的印人: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等人都受他的影響,他們的篆刻作品都明顯地帶有以刀法來表現筆意的思想。尤其吳昌碩的書法來自《石鼓文》,同時又把這種對《石鼓文》的解讀入印,使他的書法與篆刻同宗同源難捨難分。

黃牧甫雖是安徽黟縣人,但由於壯歲以後大多寓居廣州,他在治印方面的探索、主流印風的形成也大多是在此地完成,因此繼承他印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多集中在此。

劉慶嵩(1863—1920),字聘孫,是受黃牧甫影響的廣東印人中最早的一位,有印譜《藝隱廬篆刻》存世。7

易孺(1874—1941),號大廠,廣東鶴山人。有深厚的金石學、文字學功底,所以能從黃牧甫的風格中脫出,形成自己的風格。出版有《秦齋魏齋璽印合稿》《魏齋璽印集》《大廠印譜》《孺齋自刻印存》等。

李尹桑(1882—1945),黃牧甫嫡傳弟子,是黟山派的重要人物。“李氏印作中表現出的技法之精與品味之雅正,可以說決不遜色於他的老師黃牧甫,但就其藝術的創造精神而言,就與開宗立派的黃牧甫難以比肩了。”8

黃少牧(1887—1953),篆刻承襲其父,守家法,在風格變化方面不如其父。

鄧爾雅(1884—1954),廣東東莞人。以魏楷入印,是對黃牧甫“印外求印”的拓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

馮康侯(1901—1983),廣東番禺人。篆刻與李尹桑、鄧爾雅齊名。

喬大壯(1892—1948),四川華陽人。他借鑒古璽印以大篆入印,其作品在黃牧甫的基礎上又有獨到之處,他入印的文字攝取廣泛,印面構思能於統一之中見奇巧,達到了很高的水平。9

二人印風的繼承者有所區別。鄧氏繼承者,如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等人,皆能在印壇爭得一席之地,其中吳昌碩與黃牧甫稱為一派之主也不為過,甚至影響超越鄧氏。他們在繼承的同時更重視創新,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吳讓之的突出之處是通過豐富的用刀變化表現書法“寫”的韻味,是“印從書出”的典範;趙之謙的突出之處是“善於廣取印外各種文字之形入印,是‘印外求印的典型”10。而黃牧甫的親授弟子雖然眾多,但與鄧氏相比他的弟子取得的成就卻沒有鄧氏弟子那樣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鄧氏雖開創了新風,但未臻完善,因而給他的繼承者們留有廣闊的施展空間;黃牧甫本人對漢印的挖掘、對“印外求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已達到頂峰,在其身後一百年來,暫時很難有人超過也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儘管二人在身世、家世淵源、交遊幕府活動、子輩繼承等方面都有相似之處,但是由於性格、藝術追求等原因最終形成不同的流派印風格。他們治印道路上的經驗教訓亦是我們晚生後學的一盞指路明燈。

參考文獻:

[1]唐存才《黃士陵》,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90頁。

[2]韓天衡《篆刻三百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版, 264頁。

[3]李剛田《黃牧甫流派印風》,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 66頁。

[4]何紹基《何紹基詩文集》,龍震球、何書置校點,嶽麓書社出版社2008年版,482頁。

[5]李尹桑:“先師故後嗣君少牧即欲以印稿影印俾公諸世,只以人事倉皇遷延未果,時以為憾。桑耿耿於心久同此情,今少牧書來謂已將先師印稿重加董理影印成帙,桑聞之驚喜欲狂蓋海內,渴望先師印集已久,今竟印成,寧非一大快事……”載唐存才《黃士陵》,86頁。黃少牧:“今集存印八百九十八方,以自用印冠其首,余則編以年次……”載唐存才《黃士陵》,240頁。

[6]吳讓之《趙撝叔印譜序》,據趙之謙《趙撝叔印存》,吳隱輯本。

[7]黃牧甫在江西時已知其名,二人亦師亦友,牧甫為其所刻有“劉慶嵩印(白文印)”、“劉聘孫(朱文印)”。

[8.9.10]李剛田《黃牧甫的篆刻藝術及其流派》,載李剛田《黃牧甫流派印風》,10. 15. 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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