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篆刻史上，黄士陵（1849—1908）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师。他以“黟山派”开宗立派，与吴昌硕并称“北吴南黄”，其“印外求印”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篆刻艺术走向。在黄士陵一生的篆刻实践中，有一对刻于光绪九年（1883年）的昌化鸡血石对章，以其独特的印文内容和深刻的边款论述，成为研究黄士陵早期印学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实物。这对印章便是 “五十以学”与“己未翰林” 。
一、印材与形制：昌化鸡血，方寸天地
此对章取昌化鸡血石为材，尺寸各为2.4×2.4×7.1厘米，形制规整，方正端庄。昌化鸡血石自古享有“印石皇后”之美称，质地温润凝腻，名列软质雕刻石之首，明清两代常被贡入宫廷，雕为御用玺印及艺术摆件。黄士陵精选此种珍贵印材治印，可见受印者身份之不凡，亦可窥见黄氏在选材上的讲究与品位。
印面一朱一白，各具面貌。“五十以学”为朱文，“己未翰林”为白文，两印风格既相互呼应，又各具法度，堪称对章中动静相生的典范之作。
二、印文解读：从学之心与翰苑之荣
“五十以学”一语，出自《论语·为政》。孔子自述其进学之序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黄士陵以“五十以学”四字入印，显然并非自况——癸未年（1883年）黄氏年仅三十五岁。此印应为受印者所嘱，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意，表达虽居知命之年，仍不失向学之志的精神境界。以古人经典为印文，既见受印者之志趣，亦折射出清代文人以经史入印的雅好。
“己未翰林”则为科举功名之印。清代以天干地支纪年，“己未”为干支之一。在清代科举史上，己未科进士多入翰林，词臣常以“己未翰林”自署，既标示出身，亦彰显清贵身份。两印一文一质、一虚一实，前者言志，后者标身，共同构建了印主的完整身份图景。
三、边款发微：师法邓派，取径完白
此对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印文与印材，更在于黄士陵以两段长款详细记录了他的师法取向。我们不妨逐条解读。
第一则边款云：
“邓完白为包慎伯镌石甚多，有‘包氏慎伯’四字朱文，圆浑似汉铸，推直似宋人切玉，锋芒显露，近丁、黄。魏稼孙谓赵撝叔合南北两宗而自树一帜者，其来有自。士陵。”
“邓完白”即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1743—1805），完白山人。“包慎伯”即包世臣（1775—1855），邓石如弟子，清代著名书法理论家，著有《艺舟双楫》。黄士陵在此回顾了邓石如为包世臣所刻的一方“包氏慎伯”朱文印，并以“圆浑似汉铸，推直似宋人切玉，锋芒显露，近丁、黄”十二字精辟概括了这方印章的艺术特征——既有汉铸印的圆浑厚重，又具宋代切玉法挺直刚健的刀意，锋芒显露之间，依稀可见丁敬、黄易为代表的浙派风神。由邓石如而包世臣，由完白而慎伯，黄士陵借邓、包的师承关系，传达了自己对邓派一脉师法路径的理解与认同。
边款后半句更提及魏稼孙（魏锡曾）对赵之谦的评价：“合南北两宗而自树一帜者，其来有自。”魏锡曾是清代印学史上重要的理论家，其评赵之谦语一直为后世所重。黄士陵将此语记入边款，既是对赵之谦艺术的肯定，亦暗示自己的印学观念承接邓、包、赵一路而来。将前代篆刻家的创作经验转化为自己的边款文字，这一做法本身便体现了黄士陵以史为鉴、追本溯源的学术态度。
第二则边款云：
“邓完白朱文有‘白门倦游阁’一印，识者谓为包慎伯作。圆匀秀劲，无美不臻，置之宋元印薮中，直若据太华而頫临焉，今犹忆之，因仿佛效之。癸未九月，黄士陵并志。”
“白门倦游阁”乃包世臣的书斋号。包世臣晚年自署“白门倦游阁外史”“小倦游阁外史”，此印正是邓石如为其所刻的斋馆印。黄士陵在边款中极为推崇此印，称其“圆匀秀劲，无美不臻”，评价之高，几近极致。“置之宋元印薮中，直若据太华而頫临焉”——将邓石如的这方朱文印置于宋元印谱之中，如同登上华山之巅俯瞰群峰，其艺术高度足以俯瞰整个宋元印坛。黄士陵于每方印款中追忆邓石如的印作，并坦诚以“仿佛效之”的态度加以师法，不仅是向宗师致敬，更意在向受印者表明自己取法“圆匀秀劲、无美不臻”的创作心迹。
四、艺术评析：印从书出，开黟山先声
从篆刻艺术的角度审视，此对章虽为黄士陵三十五岁时的早期作品，但已展现出黟山派后来风格的若干端倪。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部研究馆员朱万章指出，黄士陵早年受邓石如、陈鸿寿、吴让之影响较大，后因致力金石学，识见开阔，取权量、刀币、镜铭、古陶、砖瓦等金石文字入印，形成平直劲挺、光洁妍美的独特面貌，“黟山派”风格由此奠定。在这对印章中，既可见邓派“印从书出”理念的影响，又已暗含黄氏日后“印外求印”的萌芽。
“五十以学”一印取邓石如朱文法乳，笔画圆匀秀劲，结字疏朗自然，印面气韵流动。边款所追忆的“白门倦游阁”圆匀秀劲、无美不臻的特点，在此印中确有呼应，可见黄士陵对邓派圆朱文一脉的深入研习。“己未翰林”一印则为白文，取法汉印而参以邓石如笔意，线条浑厚而不失挺拔，章法严谨而顾盼生姿。两印一文一质，一圆一方，各具面貌而又和谐统一，体现了黄士陵在三十多岁时的全面功力。这两方印不仅是黄士陵对邓石如的致敬，更是其探索自己篆刻语言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五、出版与流传：从黄少牧到当代
此对章的流传脉络清晰可循。据著录记载，“五十以学”一印先后收入《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第一册（黄少牧辑，上海西泠印社刊行，1935年）、《增选黄牧父印存上下集》（曾绍杰辑，1977年）及《黄牧甫印影》上集（戴山青编，荣宝斋出版社出版，1996年）。收录于这些印谱，说明此印自诞生以来便被视为黄士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历代印学研究者未曾忽视其价值。
结语
在现存的黄士陵篆刻作品中，以长款论述印学观点的作品本就不多，而像这对印章那样以两段长款详论前代宗师印风、并坦诚以“仿佛效之”态度习艺者，更是极为难得。从邓石如的“白门倦游阁”到黄士陵的“五十以学”，一对印章串起了邓、包、黄三代印人的艺术接力。 以刀为笔，以石为纸，方寸之间，寄托着师古的虔诚与创新的雄心。癸未九月的那位三十五岁的黟县青年，一笔一笔刻下这些文字时，不仅是在为受印者治印，更是在镌刻自己未来的艺术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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