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本系统
如前所述，目前可以用于研究引用的顾《谱》有：上图本、常图本、王氏卷、西泠本、浙图本和松荫本，余者如东博本、谢氏本、唐氏本则仅依相关著录描述及零星图片作为研究辅助材料。让我们先来统计一下，已知顾《谱》诸本载印数据并附《印薮》数据为参照。
▲表1
由表1可知，如果想通过对顾《谱》具体载印的变化，探究其版本的演变，根据水桶理论，松荫本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契机。而数年前的香江书斋从容上手拜读，在疫情防控下的今天，想想都是惬意而奢侈的琅嬛之福，况如今此本已成触手可及之学界公器；松荫本与西泠本所采为同一版框，互为印证，可圈可点，力避他本孤证之嫌。凡此，于笔者而言，均为据以展开研究的理由。
1.由样本载印情况，呈现出版本系统的存在
我们以松荫本零册“上声私印”为样本范围，并加入顾《谱》的后续刻本印谱——《印薮》为参照坐标，编制“顾《谱》诸本载印表选”[14]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它们的内在关联。
▲表2
在表2中，我们以载印最多的上图本列首，以参照坐标《印薮》殿后；以与上图本同样“墨色钤印”的常图本居二；西泠本与松荫本因版框一致而毗邻；王氏卷因卷轴形制特殊，列于其中。同姓各印序次没有依原谱位置先后顺序，而是以上图本、《印薮》为考量经过重新整理。
由“顾氏《集古印谱》诸本载印表选”可以反映出顾《谱》与《印薮》间的传承关系，而《印薮》在载印的延续中，并未全面汇集采纳曾经出现在顾《谱》诸本所载，个中的缘由及具体情况非本文所及主题，留待《印薮》研究中展开。
同时，列表为我们显现出如：董姓17—24、孔姓34—36、史姓67—74等一组组，既未在上图本中出现，也未在《印薮》中延续，且成批量的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间相互出现印证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上声私印”中的李姓、赵姓类的“大”姓中更加突出明确。而常图本载印与上图本载印的紧密性也得以彰显如：董姓07—10，孔姓28、29，纪姓37、38，史姓47—53，同样，这一现象在“上声私印”中的李姓、赵姓类的“大”姓中也更加突出明确。
上图本、常图本之版本系统和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之版本系统因之浮现在我们面前。
除诸本载印之呈现，上图本、常图本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印章排序和对印章的认知上。正如上图本《凡例》所言顾《谱》“姓氏私印从沈韵四声之次第”进行，但在具体入册排列中，“上声私印”上图本、常图本起首以“董、孔、李、史”之序排列，而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及《印薮》中却依“董、孔、史、李”排序，史姓前移；上图本、常图本中“苦、鲁、杜”姓之序，在王氏卷、西泠本、松荫本及《印薮》中以“杜、鲁、苦”排列等。在对印章的认知上，玉印“丝”在上图本、常图本中归类于卷六“未识”，西泠本、《印薮》中归于卷二“傅”姓前位；同样“秦调”在上图本、常图本中也归类于卷六“未识”，王氏卷、西泠本、《印薮》中归于卷二“秦”姓中。此外，依《凡例》“两面印、六面印其间有一面或二面字画磨灭，亦所不弃，以备制度之全”“赵当时”“耿冣”“丙充国”等双面印特征，借素面呈现出来。此类限于载印内容和校勘条件，暂未在西泠本和松荫本中得到印证，或也是上图本、常图本相一致之处。
2．从实物版本出发，历数版本系统的差异
当我们通过载印的排比校雠认识到顾《谱》版本系统的存在，各式顾《谱》实物版本诸要点的表现，需要我们结合零星资料作进一步整合统筹，以冀有所印证发现。
在整个顾《谱》中所呈现的版本形态各异，以下版本要点以各谱所具特点展开归纳。
（1）谱本装帧，顾《谱》在谱本装帧形态上大多为线装本，即使有现以册页装留存的刘博琴“鸿爪留痕馆藏本”（下称“刘氏本”），也是后世因残卷而改制的割裂重装本。唯蓟县王绍尊藏本，虽也经清道光十九年（1839）的重装，仍保持了卷轴装形态原貌。
（2）卷前书牌，知见顾《谱》中在上图本和谢氏本中分别得以保留，书牌内容基本一致，然谢氏本书牌因目前未有面世书影，仅据罗福颐《印谱考》著录。其中首句为“古玉印一百五十有奇，古铜印一千六有奇”，相较上图本多出首位数“一”字。依罗先生之学识此“一”字恐非“衍”误，本文权且采信利用。
（3）序文。a．黄姬水明隆庆五年（1571）《集古印谱序》（下称“黄《序》”）在上图本、谢氏本、浙图本、唐氏本、刘氏本及之后的《印薮》《高素斋集》[15]中均有出现，就其间的文字内容差别而言，存世版本的差别，表现在序名《集古印谱序》与《集古印章序》；顾氏“三世六君”和“三世五君”的表述，所涉为“汝所大官”是否言及；作序时间或称“辛未冬春”，或称“辛未首春”。上图本作：“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谱》……隆庆辛未冬春晦日。”谢氏本、《印薮》作：“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谱》……隆庆辛未首春晦日。”浙图本、唐氏本、刘氏本作：“三世五君……名曰《集古印章》……隆庆辛未首春晦日。”其中，谢氏本序文见著罗福颐《印谱考》，唐氏本序文见著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均未见书影，《高素斋集》则作：“《集古印章序》……三世六君……名曰《集古印章》……”而无纪年。
b．沈明臣明隆庆六年（1572）《集古印谱叙》（下称“沈《叙》”）见存于上图本、唐氏本、《印薮》、《丰对楼文集》[16]中，其间的文字内容、版刻均有差异，表现在对印谱出现初期历史的表述，顾《谱》两篇均为“然古无印谱，谱自宋王厚之顺伯始……”，而《印薮》则为“然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宣和谱今不传，而后王厚之顺伯亦谱之……”；对秦汉碑版镂刻蚀剥的记述，上图本和《印薮》作“然岁久风日蚀剥者无几”，唐氏本则作“风日蚀剥落毁泐，存者无几”；还有序末言及编者王常之句，上图本作“手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印薮》《丰对楼文集》作“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唐氏本则删除了此句。
（4）顾《谱》《凡例》十五则，仅见于上图本。后续的木刻《印薮》《凡例》调整增至十六则。
（5）顾《谱》钤色有墨、朱两色钤本，这在书牌记、沈明臣《叙》及《印薮》顾从德自序中均有言及。“墨钤”谱本目前知见上图本、常图本，如《初考》指出的“墨拓材料当是一种有类于印刷用墨的水性物质，而非后来使用的印泥类油性物质”。两墨钤本在版框界格形制上相左，但载印内容上联系紧密。
（6）界格样式，顾《谱》知见诸本之正文界格样式有“上三下九行二列”与“四行四列”两种。上图本和东博本为前者，余则均为后者。然细雠框、界的断损特征上图本和东博本并非一套刻板。[17]同样，同属“四行四列”的常图本与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也并非一套刻板，后三者为同一套刻板。这样，知见顾《谱》正文可以确认至少存在三套版框印刷版。
（7）卷端题名，仅出现在唐氏本卷一，“卷三、四、五各缺首页一纸，盖以每卷有‘集古印谱卷△’字，故撤去，以充全帙”（秦更年语）。题名曰“集古印谱卷之一”，次行署名“太原王常幼安集”。
（8）载印分卷方式，常图本与王氏卷的分卷方式较为特殊，常图本载印密集，在姓氏转换时仅以空一钤印格的方式处理，而切换卷次时则以换叶的方式处理。王氏卷则更为密集除在玉印、官印、私印三个类型区分时空行间隔外，均连续钤盖，一气呵成。
▲图04 王绍尊藏卷“上声私印”片段
（9）钤印序列在上图本《凡例》和沈《叙》中均有言及，大致均循“谱式首尚方玺，即秦始皇九字玺也，次‘荆王之玺’之类，次官印，次私印，私印以沈约韵为前后，而始朱氏，尊国姓也”（沈明臣序语）。然“始朱氏，尊国姓”仅上图本予以践行，王氏卷、西泠本均将“朱”姓归于“徐、闾、虞”姓之后，《印薮》也是如此。
（10）常图本卷末所存版刻“汉铜虎符”图案、注释文字一叶，为知见顾《谱》他本未见。《印薮》另镌雕版续用且文字大致相同，补充“汉景帝中元二年更郡守为太守”一句。
▲图05 常熟图书馆馆藏本卷末书影
以上诸本版本要素列表如下：
▲表3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至今益信”（清黄丕烈语），[18]以上诸版本要素纷然杂陈，令人应接不暇，况乎还有几多已知未见，几多未知未见。然对印谱史上如此重要，并为推动整个晚明以来文人篆刻艺术蓬勃兴起作出巨大贡献的煌煌巨作，既幸得印缘会际浏览几许，又何妨“信口雌黄”为知者道……
3. 知见版本系统间次第关系的推衍
基于载印内容和版本要素的梳理，顾《谱》知见版本系统业已成立，然其间孰前孰后，是否可以作一推衍？需要说明的是在已知的东博本、谢氏本、唐氏本无缘拜读之前，以下所论均为研读过程中之私念，不揣谫陋，是想着对进一步全面认识、研究顾《谱》或有所助益，并祈博雅君子文字激扬。
我们推衍出的已知顾《谱》诸本相互间版本系统次第结论为：
第一版本系统——上图本、东博本→常图本；第二版本系统——谢氏本；第三版本系统——王氏卷、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第四版本系统——唐氏本。
顾《谱》的着手编纂从一开始就达到了印谱书籍制作相当的高度，这一高度的来源于顾从德所处的明代嘉靖时期书籍编辑出版的发展繁荣、顾氏家族编书的实际经验和顾从德“芸阁”读书生活的浸润。“相对于明代前期的低迷状态，晚明时期的商业出版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繁荣局面。”[19]顾氏家族中其父顾定芳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翻宋本《医说》、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参与《古今说海》的出版、嘉靖二十九年（1559）翻宋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顾从德参校、刊刻）；其弟顾从义编纂《历代帝王法帖释文考异》（王常参校）；顾从敬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选编《类编草堂诗余》《类选注释骆丞全集》；顾从德在万历元年（1573）尚有杨循吉《松筹堂集》的木活字印本出版，并翔艺苑，芸香盈门。顾从德的读书阅历和收藏修养在编撰顾《谱》时已然具备，沈明臣《叙》中言及之：图录类《啸堂集古》、文集类《七修类稿》、印谱类《汉晋印章图谱》版本样式必然是其上手编撰时的借鉴资料，而它们的版框界格样式在上图本的“上三下九行二列”版式中得以表现。
▲图06.1 版式流变书影之《欣赏编·汉晋印章图谱》
▲图06.2 版式流变书影之《七修类稿·古图书》
▲图06.3 版式流变书影 之顾《谱》上图本
此版式较之“四行二列”版式在实际操作时因钤印格少更便于灵活编排调整，但在同样的印章数量下，册数会成倍增加，相应制作成本也会增加，这是需要考量改良之处。基于此，以上图本为代表所表现出的完整的书籍结构，置于顾《谱》版本系统的前列想是可以接受的。常图本在载印内容上与上图本的紧密度，使其跻身于这一版本系统，而其采用的“四行二列”版式，正是后续版本系统的有效链接过渡。
在此认识基础上，谢氏本黄《序》中的“三世六君”是对上图本的延续，“首春”则是对“冬春”的文辞修润。在谢氏本的著录中没有出现沈《叙》，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称为“隆庆五年本”，而将上图本称为“隆庆六年本”，因而将之提前至第一版本系统呢？古籍的“所谓实物分析，所需要的条件就是目验原书。原书不可见，则代以书影”，[20]然方介堪《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考》中有：“（西泠本）版本与此（谢氏本）悉同，尚未经人注释，曾与礼堂同日校勘。”两位前辈的并案对雠，加之“四行二列”版式著录和书牌记的文字差异，是我们略觉宽慰的理由。
第三系统中浙图本黄《序》中“首春”延续之前谢氏本的修润，序名文中的“集古印谱”改“集古印章”，“三世六君”中删去了“汝所大官”而成“三世五君”。关于将顾汝所移撤恐与“（嘉靖）丙辰（1556）岁入京师……归舟再覆，几葬鱼腹，还家不三月而暴疾死”早期故亡相关。[21]沈《叙》仍未见著于此系列。据表2罗列我们知道王氏卷与西泠本、浙图本、松荫本在内容上联系紧密，作为明代卷轴装帧的顾《谱》存世，在印谱史的意义犹为特别。中国古籍装帧形式至明代中叶以来，线装本以装帧牢固，经济实用又便于翻阅大行其道，此卷成为难得的实物遗存形制。
唐氏本是目前仅见的第四系统，黄《序》内容于此延续了第三系统的浙图本。[22]沈《叙》则文字和版式均有变化，上图本中叙末“手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在此未曾出现，但其名在卷端次行署名出现。王常曾有“阅晦朔六更，谱乃成，明州沈嘉则序其首，辞富而典，千岁之事可坐而致也”的感慨，[23]显然不会指向此版本系统，故在其后的《印薮》编辑中又重拾此句。或以为卷端已然出现名姓，沈《叙》因此删剔，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该系统卷端书名、署名的出现成为顾《谱》版本流变完美地终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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