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1880–1960年），初名壽祺，字季維，後更名禔，以字行。別號頗多，如羅剎江民、石奴、福庵居士等，晚年又自號持默老人，別署有春住樓、麋硯齋等。
王福庵出生於杭州的一個世代書香之家，祖父王言是清嘉慶戊寅科舉人，父親王同是清光緒丁丑科進士，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辭官後歸養教書，歷任梅青、黽山、塘棲、慈湖各書院講習。以考證金石碑版、著書立說為樂。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學，對金石書刻之癖好已開始漸入骨髓。他曾說：“余年十二即解，愛好印章，見汪（啟淑）、丁（敬）兩氏印譜，輒心儀焉”。他一邊勤學，一邊用心搜集浙皖名家印章，1907年，28歲的王福庵便輯成《福庵藏印》16卷，共收集39位篆刻家所刻印章254方，其中西泠八家的印就有105方，可見其對浙派印章情有獨鍾，這也為他的篆刻創作以浙派為主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0世紀初，王福庵任教於錢塘學堂，執教之餘，常與杭州的收藏家、篆刻家丁仁、葉銘和吳隱過從甚密，切磋印藝。因4人都醉心於篆刻藝術，於是在1904年共同發起創設西泠印社，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經過10年的努力，西泠印社於1913年正式成立，公推吳昌碩為首任社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研究印學、倡導篆刻藝術為宗旨的藝術社團，其意義之重大、影響之深遠，是無法估量的。
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於北京政府印鑄局為技正，同事者有篆刻家唐醉石、馮康侯等。1924年又應“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該會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在鑒定之餘，瀏覽了清皇室的大量鼎彝盤尊和碑版書畫，大大地開擴了眼界，其篆刻藝術也有了進一步地提高。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王氏與印鑄局也隨之南下，由於秉性使然，不願為官，對自食其力之生活的向往日益強烈，遂於1930年11月辭去技正之職，移居上海，靠賣字鬻印養家度日，此後即定居上海，直至1960年逝世。
王福庵是一位取法廣泛、轉益多師的篆刻家，他的印風工穩秀雅，精整流美，是我國近現代頗具代表性的篆刻家。
與當時的大多數篆刻家一樣，王氏的篆刻走的也是“印宗秦漢”的道路。由於長期生活在杭州，自然飽受“浙派”篆刻的熏陶，留下了大批取法浙派的作品，如“銳侯鑒藏”（款曰：仿曼生法）（圖1）、“麋硯齋”（款曰：仿種榆仙館篆法）（圖2）、“慣遲作答愛書來”（款曰：師趙次閑，略變其法）（圖3）。同時對皖派也有嘗試，“領略古法”（圖4），便是以鄧石如為師法對象。流派印濫觴於元，興盛在明清，王氏對前人之作，既不盲從，也不輕易地否定，而是反芻細嚼，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如“閑卧白雲歌紫芝”（款曰：用元人法刻之）（圖5），“春愁如雪不能消”（款曰：仿明人刻印）（圖6），“人書俱老”（款曰：仿明人刻印之工整者）（圖7），“人生系時命，安得無苦樂”（款曰：《學山堂印譜》中有此印，福廠小變其體而刻之）（圖8），“明月清風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款曰：曾見歸文休作此印，福廠變其體而刻之，雖不敢爭勝古人，然妥帖安詳過之）（圖9），此外還有“古杭王禔私印”（款曰：仿二金碟堂法）（圖10），“我書臆造本無法”（款曰：略師讓之先生法）（圖11），“託興每不淺”（款曰：仿吳聖俞）（圖12）等等。由此可見，王福庵對歷代的流派印風幾乎都有涉足，由此而形成的王福庵印風的面目也是多樣化的。然而，無論取法如何廣泛，王福庵印風的基點則是工穩、秀美，以王福庵等人為代表的這類頗具裝飾性的印風，被今人冠以“新浙派”。
王氏篆刻中有一類個性強烈的朱文印，如“硯田無惡歲”（圖13）、“以學愈愚”（圖14）等印，這類朱文印的範例是秦漢封泥，王福庵不是簡單地將封泥的形式移入篆刻中，而是將浙派的朱文印與封泥糅合到一起，去掉封泥的寬邊，代之以殘缺而曲折的細邊；布局上捨去封泥中一般比較疏放的章法，代之以滿布甚至以字逼邊的章法；刀法上將浙派的碎切與直衝刀相結合，使線條呈現出一種起伏與流動的狀態，給人以古拙、靈動、凝練、含蓄合為一體的感覺，這種感覺只能是在功底深厚的基礎上的探索，僅靠做是做不出來的。
王福庵一生從藝60餘年，治印逾萬。僅印譜就有《羅剎江民印稿》、《麋硯齋印存》、《麋硯齋印存重輯本》、《福庵印稿》等近十種，同時，王氏對文字也有一定的研究，出版有《說文部首檢異》和《麋硯齋作篆通假》兩部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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