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篆刻家王福庵治印逾万,印风工稳秀雅取法广泛流美

王福庵(1880–1960年),初名寿祺,字季维,后更名禔,以字行。别号颇多,如罗刹江民、石奴、福庵居士等,晚年又自号持默老人,别署有春住楼、麋砚斋等。

王福庵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王言是清嘉庆戊寅科举人,父亲王同是清光绪丁丑科进士,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后归养教书,历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习。以考证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对金石书刻之癖好已开始渐入骨髓。他曾说:“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一边勤学,一边用心搜集浙皖名家印章,1907年,28岁的王福庵便辑成《福庵藏印》16卷,共收集39位篆刻家所刻印章254方,其中西泠八家的印就有105方,可见其对浙派印章情有独钟,这也为他的篆刻创作以浙派为主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初,王福庵任教于钱塘学堂,执教之余,常与杭州的收藏家、篆刻家丁仁、叶铭和吴隐过从甚密,切磋印艺。因4人都醉心于篆刻艺术,于是在1904年共同发起创设西泠印社,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过10年的努力,西泠印社于1913年正式成立,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印学、倡导篆刻艺术为宗旨的艺术社团,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量的。

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篆刻家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在鉴定之余,浏览了清皇室的大量鼎彝盘尊和碑版书画,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其篆刻艺术也有了进一步地提高。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王氏与印铸局也随之南下,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对自食其力之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遂于1930年11月辞去技正之职,移居上海,靠卖字鬻印养家度日,此后即定居上海,直至1960年逝世。

王福庵是一位取法广泛、转益多师的篆刻家,他的印风工稳秀雅,精整流美,是我国近现代颇具代表性的篆刻家。

与当时的大多数篆刻家一样,王氏的篆刻走的也是“印宗秦汉”的道路。由于长期生活在杭州,自然饱受“浙派”篆刻的熏陶,留下了大批取法浙派的作品,如“锐侯鉴藏”(款曰:仿曼生法)(图1)、“麋砚斋”(款曰:仿种榆仙馆篆法)(图2)、“惯迟作答爱书来”(款曰:师赵次闲,略变其法)(图3)。同时对皖派也有尝试,“领略古法”(图4),便是以邓石如为师法对象。流派印滥觞于元,兴盛在明清,王氏对前人之作,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地否定,而是反刍细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闲卧白云歌紫芝”(款曰:用元人法刻之)(图5),“春愁如雪不能消”(款曰:仿明人刻印)(图6),“人书俱老”(款曰:仿明人刻印之工整者)(图7),“人生系时命,安得无苦乐”(款曰:《学山堂印谱》中有此印,福厂小变其体而刻之)(图8),“明月清风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款曰:曾见归文休作此印,福厂变其体而刻之,虽不敢争胜古人,然妥帖安详过之)(图9),此外还有“古杭王禔私印”(款曰:仿二金碟堂法)(图10),“我书臆造本无法”(款曰:略师让之先生法)(图11),“讬兴每不浅”(款曰:仿吴圣俞)(图12)等等。由此可见,王福庵对历代的流派印风几乎都有涉足,由此而形成的王福庵印风的面目也是多样化的。然而,无论取法如何广泛,王福庵印风的基点则是工稳、秀美,以王福庵等人为代表的这类颇具装饰性的印风,被今人冠以“新浙派”。

王氏篆刻中有一类个性强烈的朱文印,如“砚田无恶岁”(图13)、“以学愈愚”(图14)等印,这类朱文印的范例是秦汉封泥,王福庵不是简单地将封泥的形式移入篆刻中,而是将浙派的朱文印与封泥糅合到一起,去掉封泥的宽边,代之以残缺而曲折的细边;布局上舍去封泥中一般比较疏放的章法,代之以满布甚至以字逼边的章法;刀法上将浙派的碎切与直冲刀相结合,使线条呈现出一种起伏与流动的状态,给人以古拙、灵动、凝练、含蓄合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是在功底深厚的基础上的探索,仅靠做是做不出来的。

王福庵一生从艺60余年,治印逾万。仅印谱就有《罗刹江民印稿》、《麋砚斋印存》、《麋砚斋印存重辑本》、《福庵印稿》等近十种,同时,王氏对文字也有一定的研究,出版有《说文部首检异》和《麋砚斋作篆通假》两部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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