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石生印存》三册，不署刊年，刻、辑皆题“爱石生”，盖清末吴门寒士自制自赏之稿。书口分题“爱石生存印”“下帷室”楷书，板框连环纹蓝刷，横12.6、高18.4厘米，开本狭长，如宋人巾箱之式。首册《兰亭修禊序》集印，次册《黄冈竹楼记》集印，末册词牌名集印；每段辞句各施一印，朱钤墨拓，逐字对照，使展卷即见篆、隶、行、草四体递变之迹。册首尾各钤计数印“六十一”“六十七”“五十”，明示三册收印总数，为早期印谱以数字统计之罕例。
是谱无序跋，仅卷末附“下帷室主人自识”草书五行，语多感慨，云“家近灵岩，性耽严壑，无力购石，拾取溪卵细腻者，就水磨治，以代青田；刀惟破铁，灯惟短檠，朝钤夕拓，积三年而成此三卷”。末署“庚寅冬月下帷生识”。庚寅为光绪十六年（1890），时江南石价腾贵，寿山、青田一印之资可抵米五升，寒士力不能给，遂以卵石入印，亦晚清印林一段侧影。其印材虽贱，而石理细润，刀痕爽利，不让名品；朱拓用“苏局荷露”印泥，自制棉絮油朱，色泽沉静，至今无黯败，可见其工力之专。
首册《兰亭》卷计六十一印，起“永和九年”迄“悲夫”止，每印四至七字不等，篆体杂出：首段用小篆，中段参缪篆，末段兼草隶，似有意追摹书圣笔意之转折。边款多刻“临河”二字，下署月日，盖借曲水流觞之典，寄萧散之思。其“一觞一咏”朱文印，结体疏朗，用刀如写行草，顿挫处带提按，可窥邓石如“以书入印”遗意；“俯仰之间”白文印，则取汉铸满白法，线条浑穆，与前印一虚一实，相映成趣。
次册《黄冈竹楼记》六十七印，体势稍变：题额用玉箸篆，正文多取宋官印“九叠”法，层层盘曲，以象竹叶披纷；至“远吞山光”一印，以刀背敲击成竹节纹，破边留白，尤见匠心。款识亦改作行楷，记彼年黄冈大水，旧碑沉没，因取《记》文“江涛汹涌”句，反复奏刀，以寄江湖之思；其于印侧刻涛纹，上狭下阔，似闻风声水声，与印文互证，开“以画补印”之先声。
末册词牌五十印，则全用阳文小篆，圆朱细挺，统一边框，若珠串连缀。牌名自“十六字令”至“莺啼序”，长短次第排列，印面大小不变，唯增减字数以就体势，可视为“满白朱文”之试验。每印下侧刻双行小楷，注宫调、字数、韵脚，俨然一部“可持之词谱”。其“水调歌头”一印，特留二字空白，示“阙文”之例，亦印章与声律学结合之罕见实物。
爱石生姓名无考，“下帷室”亦未见方志。然观其边款，屡称“灵岩山麓”“香溪钓徒”，并引王稚登、文震亨旧句，可定为苏州西南乡人。同治《吴县志》载：“灵岩山下多石工，取溪卵为砾，琢砚磨镜，乡人便之。”是谱以卵石入印，正与地记互证。又卷中“拾翠”“枕流”二印，侧刻“庚子春再钤于沪上客舍”，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则作者至迟此年尚在世，且曾流寓上海，或设帐授徒之蒙师。
全谱无谱序、无名流题咏，而刀法、墨拓、纸印、边款四者皆井井有条；其于印学史之价值，不在数量之宏而在试验之广：一曰“以卵石代名石”，开低成本篆刻之例；二曰“以文章句段为印题”，使印谱兼具读本功能；三曰“以数字统计枚目”，为谱录编目之新例；四曰“以画意补刀法”，启后来赵之谦“刻画兼施”之先声。民国初年，上海西泠社编《印谱丛编》曾拟收入，以无名氏为嫌而罢，今原稿仅苏州文管会庋藏一部，棉纸蓝印，完好无缺。亟宜影印流通，使此“爱石”苦心，不随溪石以没，而晚清寒士之篆刻世界，亦得藉此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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