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古楼印鉴》是清代光绪年间辑成的一部私家藏印谱，原六卷，今存四卷，由江苏常熟藏家陈俊贤（字选卿）辑拓而成。此谱主要汇集明代文人篆刻开山宗师文彭、何震之印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最终成谱。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明人篆刻的典型风貌，更因其编纂于晚清“邓派”艺术风潮鼎盛之际，谱前序跋承载了时人对盲目追随单一风格现象的深刻反思，从而成为窥探晚清印学思想流变的一份关键文献。
一、 辑谱者：“隐于贾”的嗜古之士
谱主及辑拓者陈俊贤，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晚清文人化商贾。他虽“隐于贾”，却以室名“爱古楼”宣示其志趣，其交游多为名士，斋中鼎彝书画罗列，富于收藏。在篆刻方面，他师承有序：初得友人张谔庭启蒙，后师从殷伯唐，更曾问业于篆书大家杨沂孙（永春），可谓“邓派”篆书在常熟地区的重要传人之一。然而，他的艺术实践并未拘泥于时风。宗汝刚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他“于双钩摹拓之技尤精”，这项需要耐心与极高鉴赏力的技艺，奠定了他鉴别与辑录古印的坚实基础。他耗费十余年心力，将所藏数百方文、何名印“集而谱之”，直接的动机是恐其“散佚磨泐”，而更深层的意图，则是张汝升序中所言的“以古为鉴”，追寻超越形似的“精神气韵”。
二、 成书背景：邓派风潮下的“复古”镜鉴
该谱的成书过程，与晚清印坛的宏观思潮紧密交织。从光绪九年（1883）张汝升作序，到光绪十一年宗汝刚序成，正值邓石如（完白山人）一派书风印风经包世臣、杨沂孙等人宣扬后风行海内之时，学者竞相效仿，以致有“家许徐而人斯冰”之慨。正是在这股“邓派”洪流中，《爱古楼印鉴》的编纂显露出一种有意识的“反向”选择。它不录时人趋之若鹜的邓派印风，反而将目光坚定地投向更早的流派源头——文彭与何震。
此举绝非简单的嗜古癖好，而是一种含蓄而明确的艺术主张。宗汝刚的序言将此意阐发得最为透彻。他一方面肯定邓石如“一变二千年以来旧体”的豪杰地位，另一方面却犀利地指出：“自有邓氏而篆刻继，亦自有邓氏而篆刻亡。” 他认为弊病不在邓氏本身，而在“不善学邓”者拘泥一家，导致篆刻之路日益狭窄。因此，他盛赞陈俊贤虽习杨、邓之法，却耗费心力辑此明人古谱，正体现了其“不泥于邓”、意在“与天下共企夫古”的开放视野。这使得《爱古楼印鉴》超越了一般藏印集，成为一面在特定历史节点下，用以纠偏时弊、倡导博古通今的“思想之镜”。
三、 内容与价值：明代印风的存真与思想史的印记
就内容而言，此谱专攻文、何印作，为研究明代文人篆刻的早期形态提供了集中的实物参照。其谱名“印鉴”，“鉴”字鲜明标举了其作为学印者典范与镜戒的功能定位。
其价值是多维度的：首先，在艺术资料层面，它保存了一批重要的明人篆刻样本。其次，在印学思想史层面，以宗汝刚序为代表的论述，是晚清印学内部一次重要的自觉与反省，史料价值极高。再者，诸序中追溯了常熟本地自清初至同光的篆刻脉络，亦具有地方艺术文献的意义。与同时期《十六金符斋印存》等侧重古玺汉印的谱录相比，它专注于流派印；与《飞鸿堂印谱》等巨帙相比，它规模精审而主旨犀利。这使得它在晚清印谱序列中，占据了一个标志批判性思考的独特位置。
结语
《爱古楼印鉴》是陈俊贤个人爱古之心与鉴藏之能的结晶，更是晚清特定艺术语境下的产物。它如同一枚嵌入历史脉络的“时间胶囊”，既封存了明代篆刻的典范，也封装了晚清印坛在面对强势流行风潮时，一部分有识之士所发出的理性回响。今日观之，其最为可贵之处，或许正在于它启示我们：真正的“师古”，绝非泥古不化，而是在浩瀚的传统中寻找多元的坐标，以对抗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的审美单一化与思维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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