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澍（1825-1872）說趙之謙（1829-1884）“生有異稟，博學多能”。趙之謙是一位通才式的藝術家，在清代書法史、繪畫史、文人篆刻史上都留下了濃重的筆墨。特別是在中國文人篆刻史上，他承上啟下，銳意開拓，將金石元素引入篆刻創作，其“印外求印”的理念被後世諸多印人追捧，進而創出新貌，因此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此次中貿聖佳2023秋拍“鑿山骨—金石書畫篆刻專場”中的Lot.2111“人書俱老”與Lot.2112“績溪翁”便是趙之謙分別於1871年和1872年為胡澍所刻。朱文印“人書俱老”長寬均為3cm、高5.8cm，六面平素方章；“績溪翁”長4.5cm、寬1.7cm、高7cm，雕有子母螭虎鈕，材質皆為青田石。體量之大，存世少有；且為閑章，內容文人趣味十足，更是近些年市面罕見。同時，這兩件作品也是學習趙之謙篆刻的範本作品。最早的出版可見於1912年西泠印社吳隱輯的《趙撝叔印譜》二集原鈐本、197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的《趙之謙印譜》，以及1981年的《中國篆刻叢刊》第二七卷—趙之謙等十個重要出版，作品之分量由此可見。並且都能以完好的品相留存至今，乃藝壇的一大幸事也。
儘管趙之謙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巔峰。其中諸多的歷史經典作品，影響着後來的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趙叔孺、易大廠，直至現在這一百多年的整個篆刻史。
篆刻（現代意義上的篆刻藝術）始於明，盛於清中期，以丁敬、鄧石如為代表，開派立宗，形成兩大體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趙之謙初學篆刻之時，趙次閑、錢松還在世，皖派則有吳讓之。
趙之謙是浙江紹興人，在早年學習篆刻的時候正是浙派篆刻最興盛的時期。在篆刻大師丁敬之後，後起者如蔣仁、黃易、奚岡等人以丁敬為師，逐漸形成了浙派，以結體方折為主，用刀碎切的面貌特徵。更後一輩的篆刻家如陳豫鍾、陳鴻壽、趙次閑則更進一步把這些風格語言特徵固定化和程序化，形成了當時風行一時的浙派。因此趙之謙的早期篆刻作品和對篆刻的認識都打上了很深的浙派烙印，尤其是深受時代相近的陳豫鍾、陳鴻壽、趙次閑諸家的影響。從趙之謙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在三十歲前後開始了由浙派轉學鄧石如的過程。除了篆法的變異，在用刀上，趙之謙早期也是使用典型的浙派切刀，後期的作品基本是沖刀為主，但區別於吳讓之的爽利而較淺的沖削刀法，趙之謙的沖刀入石很深，同時運刀中有微妙的抖動，因此線條質感趨於凝澀，這也是他早期浙派切刀的影響。在為沈樹鏞（1832-1873）所刻的“樹鏞審定”一印側，趙之謙刻下邊款云：“悲庵作。此有丁、鄧兩家合處。癸亥。”
趙之謙，字益甫、撝叔，號冷君、悲盦、思悲翁、無悶等，齋號二金蝶堂、苦兼室、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等。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出生於浙江省紹興郡會稽縣。祖上為宋宗族裔，後徙居紹興後世代以市賈為業。趙之謙少時家境殷實，藏書豐富。25歲時其父松筠公病逝，家道中落，以至於賣衣續食。同年他結識了時為紹興知府的繆梓，次年入繆氏幕府。在繆府的七八年時間是趙氏人生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與早前已結識的胡澍相處日久，胡澍對趙之謙的篆書篆刻風格造成重大影響。他也曾幾度親歷戰役事，正所謂“除了見習經世資政之術外，也外為治學為文和人生進階拓開了一條道路”。趙之謙31歲中舉人，34歲結識魏錫曾（1828-1881），得觀魏氏所輯《西泠六家印譜》。至年底，魏氏為其收輯咸豐癸丑以來印蛻邊款製成《二金蝶堂印譜》。次年入都，與同在京師的魏錫曾、胡澍和後來結識的沈樹鏞結為摯友，並刻“績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24字印，“此以志一時之趣”。他與吳昌碩（1844-1927）、厲良玉（1865-1940）並稱“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與任伯年（1840-1895）、吳昌碩並稱“清末三大畫家”。在繪畫上，他是“海上畫派”的先驅人物，其以書、印入畫所開創的“金石畫風”，對近代寫意花卉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書法上，他是清代碑學理論的最有力實踐者，其魏碑體書風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體系進一步趨向完善，從而成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隸諸體上真正全面學碑的典範；在篆刻上，在金石學研究的背景下，趙之謙將鐘鼎、秦權、詔版、碑褐、鏡銘、造象、瓦當、磚記等古代文字，融會貫通，運用於印面上，擴大取法對象，使篆刻藝術的內涵更加豐富，也為篆刻藝術創造性地繼承了鄧石如以來“印從書出”的創作模式，以“印外求印”繼續發展開闢了嶄新道路。
胡澍（1825-1872），清代醫學家、金石家。字荄甫，一字甘伯，號石生，績溪人。精通音韻訓詁學，長於金石，擅於篆書，能畫梅。書法清剛朴茂、遒爽精勁。治印朱文恣肆雄渾，白文雄厚靜穆。在上節24字印中，胡氏尊列最前，一是年歲稍長於其他三人，二是學識受眾人認可之故。胡澍與趙之謙同好金石書畫，又為繆府同門。因此孫慰祖先生認為趙之謙篆刻由浙入皖的轉折跟與胡澍的交往有很大關係：“咸豐四年（1854年）以後，他與書法上推崇鄧石如的胡澍同在繆梓幕府多年。趙之謙篆書、篆刻入鄧石如法，胡澍的影響顯然是不能忽略的。”不僅如此，通過趙之謙的年表就可以了解到，胡氏是持續並深刻地參與到趙之謙金石書畫活動中，且對趙氏的相關活動也比較了解的。據資料，趙之謙前後曾為胡澍治印 21 方，都可見於《二金蝶堂印譜》。
目前已知的傳世趙之謙的印作，大約有三百八十餘方，其中個別可能系偽作（或原石印面被磨之後，後人重新依印拓的補刻）。現在主要分藏於浙江桐鄉錢君匋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西泠印社及日本私人藏家如小林斗庵等。固然不能說明趙之謙一生刻印只有這三百多方，但趙之謙不為一般外人刻印，則是事實。胡澍曾說：“扔叔素覃思經世之學，薄彼小技，聊資托興，隨作隨棄，常無稿本。又性不耐為人刻印，故交求者間得一二，非真知篤好，或靳不與。”從傳世作品的上款看，受印人的確多為知交師友。而且趙之謙南下到江西任官後，幾乎不再刻印，即是此件為胡澍刻下“人書俱老”（Lot.2111）之後，從此就“誓不操刀”（趙之謙江西任上同僚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張鳴珂在書中記錄趙之謙自己的說法：“平生藝事，皆天分高於人力。惟治印，則天五人五，無間然矣。”趙之謙的一生書畫創作數量較大，主要出於應酬和售賣，但由於印章是除了為自己，便是為知交師友所刻，因此均全力以赴，絕無泛泛酬應之作，這是在傳世著名篆刻家中最為突出的優點。因此，趙之謙在篆刻上花費的心神精力是最多的，經常有出其不意的藝術追求和處理手法進發出來，即便是一段較短時問之內的印作，也不是按照一個風格套路來操作完成的，這又是他的書畫作品無法比擬的。他自陳在篆刻上下的心力最大，並不是虛言。
例如趙之謙傳世名作—“為五斗米折腰”，是其38歲為自己所刻；約41歲所刻“安定佛再世墜落娑婆世界凡夫”、43歲所刻“漢學居”、44歲刻的“金石錄十卷人家”，包括本次呈現的趙之謙刻於其43歲的朱文印“人書俱老”、47歲的“績溪翁”等等，皆為同一時期所作，都是在他印風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54歲為潘祖蔭刻《賜蘭堂》刻款中稱：“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這是趙之謙赴江西之後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後一方章。由此可知，成熟時期幾年中其所刻也不到70方，更體現其印章的珍貴性。
在趙之謙二十八、九歲之後，開始取法鄧石如，使用沖刀法。原本浙派切刀的習慣還保留着，因此趙之謙所用的沖刀，與鄧石如，尤其是其傳人吳讓之比較起來，直立而下，入石更深，同時也更短促，一個筆畫的完成多加分刀以求澀勢。而鄧石如和吳讓之都走刀更爽利、更長。如此件“人書俱老”一印，印面放大看，沖刀與切刀交織使用，他為了求得線條質感的遲澀，以平衡篆字結體的敬宕婀娜。這種沖切結合的手法，後來吳昌碩受此影響比較大。成熟期的趙之謙印作中，對印章的整體感的把握非常出色，幾乎無印不完整，既沒有支離怪厄的毛病，也絕不平庸無奇態。印中各個文字姿態各異，但都能在印面中相互挪讓牽連，宛如個整體，讓人有短一分則嫌短，長一分又顯長，布置非常妥帖。
胡澍給趙之謙印譜做序時，在讚譽趙之謙印外求印、融會貫通的獨到處之後，專門提到趙之謙印作的刻款：“更推其法，以為題款，直與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奇妙。”高度評價了成熟期趙之謙邊款的取法和所達到的高度。如同他在印面上印外求印，多方探索一樣，趙之謙在印章邊款上開創性也是前無古人，後有大批的效仿者的。趙之謙早期學浙派印風時，邊款也是使用浙派通行的倒丁狀的刻款手法。由於當時趙之謙的書法受何紹基書法的影響，因此也帶有字形相對寬博的顏體特徵。而當他在同治二年到北京之後，山於專心收集整理研究金石拓本，開始嘗試着以北朝碑刻、墓誌、造像題記的字法和刀法來刻邊款，字形如其書法，做方匾之體，但用刀上非常細膩，有特色。以往他刻邊款，基本是一刀成一筆，而此時則是一個筆畫往往分做兩三刀完成。有時是筆畫中間下刀，分別向左右兩側行到，刻出筆畫形狀。有時是按行筆方向下刀，但使刀如使筆，有入有收，有提有按，最後在筆畫末端可能還重新起刀做結，完善筆畫形態。這樣，趙之謙的北魏體邊款刻法，就既有刀感也有筆意，與北魏墓誌的刻法基本相同，絕不是早期倒丁狀刻法所刻比擬。如前面所舉的“人書俱老”“績溪翁”的邊款，因字形較大，容易細察出其刀法的豐富性。
趙之謙的印學思想及創作實踐，以“但開風氣不為師”（龔自珍詩句，趙之謙曾書此語）的氣魄深深地影響着後世。篆刻創作作為一種字法的高度藝術表現形式，篆與刻的關係在趙之謙作品中體現的十分清楚，注重字形的處理與提煉，講求文字材料的發現與運用，在清代“印中求印”，“印從書出”的治印原則基礎上，更加主張對字形的“煉”，這種“煉”字的手段以諸多當時可見的新文字材料為料為依託，不斷豐富、強化字形結構的內美所在，並一以貫之的使用於書、畫、印的創作。（徐海《趙之謙篆刻研究》）
相較中國書法與繪畫，篆刻藝術創作自清以來應該是有明晰發展的一門漢字造型藝術表現形式，它在當下發展有理由抗鼎前朝，在基於現今豐富的文字材料的出土發現，以及篆刻作為一門可以獨佔於書、畫、之外的一門獨特文人創作形式。趙之謙作為清代開風氣的一代大師，沙孟海在《印學史》稱“從他死後到當今一百年，本國及日本印學界學習他體制的接踵而起……”，這足以說明其影響與藝術價值，研究趙之謙篆刻的價值所在，應該對當今的篆刻創作有着極重要的意義。
註：部分資料來源於網絡
參考/ 徐海《趙之謙篆刻研究》、孔品屏《趙之謙和他的二三孤峻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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