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吴让之的自述可知，刻“卜生盫”一印时他还处在悉心模仿汉人的时期，但是细观此印，除了气息的静穆与线条的圆融近于汉人朱文外，篆法和布局流露出来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近代名工”气息，故而这是一方他取法转折时期的作品，但也让我们看到年轻的吴让之在篆刻上的显著天分：此印三字一列排下，笔画从最简到最繁，呈上虚下实、左右对称的空间安排，其中又利用一些笔画弧线的走向制造取势的变化，打破空间平衡的沉闷；用刀则以冲刀为主，走刀流畅而含蓄，让此印看起来俊逸而典雅。在新近发现的《吴让之自钤印存》中也有一方“卜生盫主”朱文印，未署款，观其印风应该是吴让之学邓石如后的作品。
此印刻完十年后汪潮生去世，印章不知什么缘故到了吴让之的另一个朋友程雪问手上，吴让之不忍将故友的印面磨去，于是在另一侧为程雪问刻了他的号“虚过盫主”。由此推断，此四字的刻制时间当在吴让之三十四岁之后，是他已经从学汉人转入学邓石如时期的作品，惜程雪问其人生平不可考，应也是吴让之的同道之友。此印宽边细文，用篆、布局十分严谨，篆书体势浑圆遒劲，明显带有邓石如的风格；四字三繁一简，通过拉长对角“过”与“盫”两字在茂密之中巧妙安排透气空间，且加重“主”字中间的长形点以形成显著的印眼。刀法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不强调硬入冲刻，而是趋向轻浅取势，浅削披转，线条不拘成式，不刻意寻求细节的完美，作品反而因此获得一种自然轻松的独特韵致——而这正是吴让之后来所确立的个人风格。
在程雪问去世后，此印又辗转到了吴让之的好友兼学生汪鋆手上，于他又在第三面为汪鋆刻了别号“寄心盫主”，此时时间已经来到咸丰五年乙卯（1855），吴让之年五十七岁，人生的境遇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两年前，太平军破扬州，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付之一炬，原分典文汇阁秘书的吴让之不得不避兵出逃泰州，并在那度过十来年的时间，直到同治三年（1864）清廷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垂垂老矣的他才又重新回到出生之地扬州。刻这方印时他正寓居在吴云泰州家中，此时的泰州因远离河道僻于内地，幸运地逃过战火的纷扰，一时成为四方文人避难之所，吴让之也正是在这里有了与姚正镛、岑镕、黄锡禧、汪鋆等人的交集来往，并留下大量精彩的书画篆刻作品。
汪鋆（1816-1883），字砚山，仪征人，工诗词，长于金石，兼擅山水花卉，有《春草堂随笔》《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扬州画苑录》等，其中，《扬州画苑录》正是为太平天国之乱期间遭逢离乱的书画家而作，他在书中的“吴廷飏”一条中记到：“鋆乱后师事之，终日晤于泰州姚氏迟云山馆”。汪鋆是吴让之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的很多传世名作都是为汪氏所作，作为三印中年份最晚的一方，“寄心盫主”无疑最为老辣，用篆方圆相济，字形的变化、笔画的穿插和位置的揖让看似不费气力，实则独具匠心，运刀更是随性自信不拘小节，线条的节奏和质感因此富于变化，于秀雅之中更得古拙浑厚之质。在这方印的边款中吴让之说汪冬巢与汪砚山都姓汪，而且印章的前后三位主人都工词，言外之意这方印似乎冥冥中自有其神奇的命运。确实，在一方印章上保存着四个人三十余年跌宕的人生际遇，新主人的到来就意味的旧主人的离去，这如何能令人不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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