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印初期，除了漢印以外，還仿刻了不少明清篆刻家的印，其中尤其以趙之謙的印仿刻得居多。比如“趙孺卿”、“悲翁”、“益甫手段”、“晴湖氏定”、“八求精舍”等等。這顆“悲庵”印是其中一顆。
趙之謙的這顆印刻於同治壬戌年，也就是1864年他三十四歲時，按古代“三十而立”的說法，理應是正當壯年，處於實現事業和家庭夢想的人生大好時機。
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1860年也就是趙之謙30歲那年，太平軍攻入杭州，身為紹興府知府幕僚的他為避兵禍，被迫離開杭州，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先後經浙江的溫州、瑞安、永嘉等處，最後進入福建省的福州。到了1862年，客居他鄉的趙之謙得知家鄉不幸消息，他的女兒夭折，妻子病死於娘家，禍不單行的是，他家“屋室遭焚”，這對於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趙之謙來說是沉重的打擊！於是改號為“悲庵”，後刻了此印。我想，趙之謙之所以刻此印，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已故親人，同時也希望通過刻印來排解其心中無比悲痛、孤獨和苦悶！
圖：臨刻的趙之謙“悲庵”印，陽文，大小2cm*2cm
從印面本身來看，卻看不出那種因刻者悲憤而表現出來的用刀急利、刀鋒張揚的現象。反而呈現一種平靜詳和之氣。這是為什麼呢？
雖然我們無法從印面本身看出趙之謙刻印時的心情，但從邊款文字能看出刻印時的悲憤之情表露無疑：“家破人亡，更號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記。”究其原因，篆刻小站認為：
一是趙之謙的文人特質所致。古代文人大多深溺於孔孟之道，骨子裡是“溫、良、恭、儉、讓”的含蓄內斂性格，從其人生經歷來看，趙也並不是張揚外向之人。
二是其修養所致。研究近代書畫史我們知道，趙之謙是集書、畫、印於一身的藝術大成者。在藝術修為上有很高的造詣，並且形成了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平和心境，這在他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的序中有所體現：“屢試皆黜，棲遲逆旅…幸積數金，復稍稍置書，鑽以故紙”，由此可見，這個藝術大師因藝術而使心境修養至極境。
三是職業角色所致。趙之謙長達十餘年的官府幕僚生涯決定了他性格上一定有隱忍的一面，喜怒不形於色，已成習慣。
四是印章表現本身。趙之謙的印本身是典型的文人印，並且從漢印之汲取精華，篆法和刀法都顯平和，他的篆刻刀法中雖偶見單刀，但大都還是傳統的沖切雙刀法。
從趙之謙“悲庵”一印中我們也能看出，欣賞明清篆刻家的印，更多還是從印面內容和邊款文字去體驗刻者當時心態，而不象現代印人，往往愛以肢體語言或者刀法上恣意表現其心情，走外顯張揚一路。這應該是欣賞古人印和今人印最大的不同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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