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虞壶斋印存》编者、版本及成书时间等问题,朱琪

双虞壶斋印存》系晚清重要古玺印谱,版本复杂。由于诸版本皆不刻序跋,长期以来难以厘清版本情况与成书过程。今据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版本特征,将其分为吴重熹主事“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吴重熹子吴崶、吴豳二人主持之“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以及以吴重熹孙吴保锴所辑之《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为代表的三类版本系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双虞壶斋印存》主体虽为吴式芬藏印,但正式成谱时吴式芬早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因此应署“吴式芬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关于成书时间,罗福颐“清道光间(后改为同治初)”、日本横田实“道光二十年(1840)”两说均无准确依据,《双虞壶斋印谱》的初钤时间当在清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

【关键词】 金石学 双虞壶斋印存 吴式芬 吴重熹

齐鲁素为金石渊薮,清季出土金石古器物极富。尤其在清乾隆中后期,金石家、书画篆刻家黄易游宦山东二十余年,对山左金石学、印学影响很大。伴随着黄易富于人格感召魅力的金石交流活动,以及借助与山东相关的毕沅、孙星衍、阮元三大学人幕府的推动,山左地区成为清代金石学的重心之一[1]。由于吴好礼、郭伟勣、黄易、桂馥等人的先后倡扬,古玺印逐渐成为金石收藏的大宗。清代山东地区编辑的重要古玺印谱,有吴好礼《世德堂秦汉印集》,郭伟勣及其侄郭启翼、子郭见龙辑《松筠桐荫馆古铜印章》,王毂《莲湖集古铜印谱》(又名《两汉印萃》)、黄易《黄氏秦汉印谱》,以及晚清民国间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李佐贤《得壶山房印寄》、高庆龄《齐鲁古印攈》、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攈》、赵允中《印揭》、王献唐《两汉印帚》等,印灯延续不灭[2]。

而在晚清齐鲁地区的古印收藏家中,以陈介祺、吴式芬两家藏品最称宏富。吴式芬家族所藏玺印,辑为《双虞壶斋印存》。吴式芬(1796—1856),字子苾,号诵孙(颂孙)。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十五年(1835)成进士,翌年散馆授编修,历任江西南安知府、江西建昌知府,广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河南按察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浙江学政等职,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式芬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工诗文,精鉴赏,富收藏,为清代后期著名金石学家。其金石学著作有《攈古录》《金石汇目分编》《舆地金石目录》《江西金石存佚总目》《陶嘉书屋泥封目次》《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汉封泥考》等,多未刊行。

吴式芬出生世家,以家学渊源,自幼即好金石文字,“双虞壶斋”之得名即因吴氏家藏一对西周晚期虞司寇壶。吴母查氏的祖父查礼官至湖北巡抚,嗜金石篆刻,搜罗古印数百方。查氏父亲,也即吴式芬外祖父查淳(篆仙),擅书法、篆刻,于清嘉庆四年(1799)集两世所藏为《铜鼓书堂藏印》,并请翁方纲、王文治作序,是乾嘉时期十分重要的古铜印谱。在这样的家学熏染之下,吴式芬对金石之学情有独钟,不仅在宦旅之余广为罗致,更结交了何绍基、龚自珍、陈介祺、许瀚、王懿荣、吴荣光、刘喜海等金石同道,切磋探讨。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与陈介祺《簠斋印集》等金石名著,均有吴式芬参与校订的功绩。吴式芬与潍县陈介祺相交最契,次子吴重熹(仲饴)娶陈氏之女,缔结金石姻缘,传为佳话。

《双虞壶斋印存》的辑藏正在清中叶以后金石收藏的全盛时期,在清代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罗振玉评曰:“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印谱》为冠。”(《澂秋馆印存序》)清代古印谱中,此谱以审订精严、分类详尽为特征,代表了当时印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其后罗福颐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称:“其分数颇详尽,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又列举其分类:

双虞壶斋印存》八卷,海丰吴式芬子苾藏。每叶印六枚,前无序目。签条分古玺、官印、古朱文、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氏名名、姓名字、复姓、一字、阑文二字、阑文三字、阑文四字、殳篆、朱文、朱白文、长方印、圆印、长圆印、六面印、子母孙印、子母印、母印、子印、二面印、闲文、吉语、斗检、花纹卅六类。[3]

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印谱往往带有“稿本”的性质,即使是同一作者(编者)、同一名称的印谱,其内容往往并不完全相同。吴氏藏印就曾经过多次钤拓,故《双虞壶斋印存》实际存在诸多不同的版本,而无论哪一种版本,又都没有序跋、目录,这就为印谱版本的鉴别和成书过程的研究,造成许多阻碍。

◎ 图1 《双虞壶斋印存》篆体不分卷本 嘉树堂藏

根据笔者知见《双虞壶斋印存》的版本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称为“篆体不分卷本”(习称“陈州本”,图1),多为八册。粗黑版框,半框尺寸纵18.5厘米,横13.0厘米,四周单边,书口上端篆书“双虞壶斋印存”。每册首行题“双虞壶斋印存”,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体皆小篆。正文每叶三行,每行分上下两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钤印,下端长方格留空,或许是为书写或套印考释文字所预留。正文每叶一至三印,一般以三印为主,子母印、双面印、多面印则依次多录。

◎ 图2 《双虞壶斋印存》“仿宋体八卷本” 南京图书馆藏

第二类为“仿宋体八卷本”(习称“福州本”,图2),多为八册或十六册。半框尺寸纵18.9厘米,横11.3厘米,四周单边,粗黑版框(比“篆体不分卷本”稍粗),同向双黑鱼尾,无界格。书口上端有宋体“双虞壶斋印存”,下标卷次。卷首题“双虞壶斋印存”并卷次,次行书“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字体皆为宋体楷书。正文单面钤印,一般每叶一至两印。

◎ 图3 《双虞壶斋印存》“十钟山房印举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 图4 “亚字框本”《双虞壶斋印存》 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 图5 “亚字框本”《双虞壶斋印存》 泰和嘉成2016年秋拍

◎ 图6 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

◎ 图7 《双虞壶斋印存》近“天津本”

第三类可归为“其他散见版本”。如“十钟山房印举本”,亦不分卷,扉页书“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鉴藏”(篆体,分题正反双面,图3),书口上端印“十钟山房印举”,下端印“簠斋藏古之一”,实为沿用十钟山房印笺纸钤拓。再如“亚字版框本”(图4—5),多为六册,不分卷。雕版刷印蓝绿色“亚”字形框,首页题“双虞壶斋印存”“海丰吴式芬鉴藏”,字体皆为隶书。此外还有吴重熹孙保锴(次衡)所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谱)》(习称“天津本”,图6)等衍生版本,笔者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主办“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上注意到一套八册本《双虞壶斋印存》(图7),版框特征近于“陈州本”,正文每叶三行,每行分上下两部分,共六格,上端正方格钤印,下端长方格留空。但书口上端“双虞壶斋印存”字样却与“福州本”一样为宋体。每印下端以楷体红印标注材质与钮式,如“玉印”“鎏金”“鎏银”,“鼻钮”“驼钮”“龟钮”等。这一标注特征近于吴保锴所辑《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天津本”),唯书口所印字较习见“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少“海丰吴氏”四字,两者或系同一版本系统。其刊印当较“陈州”“福州”两本晚出,应为吴保锴所为[4]。

其中前两类版本成书时间为早,且存世略多。1940年王懿荣子崇焕(汉章),曾以娱堪老人署名作《印林清话》,将第一种版本的《双虞壶斋印存》称为“陈州本”,第二种为“福州本”,并述其成书过程甚详:

阁学之子仲饴中丞重憙守陈州时,曾印木板黑匡之本,钤成印谱五十部分贻同好,未几即罄。后由苏臬调闽省时,又有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细匡之本。在闽由中丞之子阗生都转崶、稼生太守豳兄弟手打百部。前者为陈州本,后者为福州本。上海西泠印社曾据福州本影印行世。[5]

此间透露出的消息,对探考《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与经过十分重要。《双虞壶斋印存》的成书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以往在著录时多以罗福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清道光间钤印本”为依据,从者有王敦化等人。但后来罗氏又将成书时间改定为清同治初年[6],张鲁庵亦认为同治年间所辑。日本学者横田实在《中国印谱解题》中将时间推定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实无准确依据,却影响最广。由《印林清话》可知,《双虞壶斋印存》虽系吴式芬藏印,但正式钤辑成谱时吴式芬早已过世,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吴重熹,这一情况正与《封泥考略》类似。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双虞壶斋印存》一书,应当署名“吴式芬藏、吴重熹辑”更为准确。2021年3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在重新原色影印《双虞壶斋印存》最早的“篆体不分卷陈州本”时,遵循这一思路,将著作人定为“吴式芬辑藏、吴重熹编刊”,既是对印史研究新成果的认可,也是对海丰吴氏家族金石学贡献的重新认识。

据翁大年记载,吴式芬生前辑有《陶嘉书屋藏印》,然流传极稀,当系供同好间欣赏研究的“稿本”。他逝于清咸丰六年(1856),故《双虞壶斋印存》初次钤辑绝非出于其手,而是吴重熹任陈州知府期间辑成。结合陈介祺借吴氏藏印钤辑《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的时间下限,可知“篆体不分卷本”的成书已在清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五年(1889)之间(“十钟山房印举本”成书时间亦在此际)[7]。“仿宋体八卷本”成书则又在“篆体不分卷本”之后,是由吴重熹子崶、豳二人主持钤拓,但这一版已非雕版刷印,而是采用石印的方法印制版框,与《封泥考略》(1904年刊行)版框也最接近。成书时间为吴重熹在闽任职之际,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

罗福颐曾称赏:“至谱中诸印则选择至精,尤为有清一代铜印印谱之冠。盖吴氏以鉴别古彝器之法,以甄选古铜印,宜乎得进上乘。”[8]当为的论。他还提出《双虞壶斋印存》首次将古玺官印列于秦汉印之前[9],这种编排方式为后世印谱所从,代表了当时对古玺认识的进步。然据《双虞壶斋印存》正式成书的时间来看,这一观点实待商榷。但《双虞壶斋印存》的分类排列方法明显带有《铜鼓书堂藏印》的遗痕,可能正是吴重熹继承了吴式芬生前的辑谱思想。《双虞壶斋印存》在当时收录古玺、官印的数量不少,颇有仅见之异品,私印也多为精品,不仅有助于考证职官、地理,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值得篆刻爱好者取法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各种版本《双虞壶斋印存》所录印章数量不同,但总体出入不大,大多在1000枚以上。藏印的来源,绝大部分为吴式芬亲自购藏,也有部分吴氏后人的续购。吴式芬曾在河南、陕西任职,两地素为金石渊薮,罗振玉认为“出于宦游其地”,颇有见地。此外据王克盟考证,吴氏藏印还有少量来自宛平查氏铜鼓书堂与王毂(莲湖)旧藏等,但比重很小。吴式芬藏印在清同治年间曾由陈介祺借拓,辑入《十钟山房印举》,后归还吴重熹。1940年吴氏后人将藏印售于天津周叔弢,20世纪50年代经罗福颐手由国家文化部文物处收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散失数量甚微,可谓印林幸事。

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研究项目 “黄易金石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SJA0492

[1]详细论述参见朱琪:《略论黄易的金石学贡献》,《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1期。
[2]朱琪:《蓬莱松风:黄易与乾嘉金石学(附武林访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3]罗福颐:《印谱考》卷三。
[4]笔者曾见这一版框样式的《双虞壶斋印存》正文方格内缀钤“吴保锴印”“齐无棣吴保锴拙庵珍藏金石书画之印”等印,亦可佐证。
[5]娱堪老人:《印林清话》,《中和月刊》1940年第一卷第九期。
[6]罗福颐:《古玺印概论》,学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7]王克盟:《〈双虞壶斋印存〉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8]《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三十四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3页。
[9]罗福颐:《古玺印概论》,学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文 / 朱琪,西泠印社社员,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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