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印坛赵之谦,号悲庵,印外求印,思想小议,郭富元

摘要:晚清印坛赵之谦,号悲庵。其印学取法广猎博涉,以“印外求印”的思想开创性的发展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的创作思想,开拓了印坛新境,并投身于实践。进而对晚清印学发展以及近代篆刻艺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悲庵;印外求印

一、“印外求印”思想形成之背景概述

清朝晚期,国家乃为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国家性质逐渐发生改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奇变时期。任何一门艺术皆为当时一定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想的产物,社会政治经济的突变必然影响文化之变,篆刻艺术亦是如此。加之统治者为稳定统治实行文字狱,众多文人士大夫投身于金石考据之学,以致金石之学空前鼎盛,金石收藏风靡朝野,金石著录亦大量面世。这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和条件,致使“开拓性”印人开始注重发掘传统碑版与器物丰富的美学内涵,并运用于印章创作之中。

篆刻艺术发展到晚清时期,“印坛重镇”的浙、皖两派逐渐走向定势,趋于末流。鉴于此状悲庵看得很透彻:“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徽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胡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1)浙派篆刻风格由雄健沉稳逐渐趋于精巧,虽得时人所好,亦如俗物,皖派由刚健恬静转而纵横奇特,独立别帜。在此可看出赵之谦是崇皖抑浙的。在浙皖两派的巧拙之论中:“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2)以悲庵之见,在浙派摹印家中唯有丁敬身将刀法、笔法、篆法三者巧妙的融合于统一体中。浙派发展到赵次闲,过于依赖刀法,沦为巧之极之境地。正如魏锡曾言:“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3)从而引出“浙派后起而先亡”(4)之论。对于此见实有偏颇,浙派只是停滞发展,并无魏氏所说“先起后亡”。其又道:“若完白书从印入,印出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5)皖派由邓将具有个性风貌的篆书引入印中,巧妙地实现了“以书入印”之理,为皖派印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铸造了皖派在当时印坛的高峰,让翁又继而弘之。然随着时代的逐渐变化和印学内在规律的发展,让翁依然持之以往的创作态势。此时悲庵在印学发展的宏观态势下,于《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序中言:“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6)前后迥异之评价,并非对让翁心存偏见,实则以评价浙皖两派发展之概况来表达其“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的开拓创新之举,以求“印外求印”之新境。

二、“印外求印”思想

由于晚清印壇发生变革,浙皖两派相继走向末流。此时的赵悲庵几经北上,又与胡澍、魏锡曾、潘祖荫等好友交流金石之学,艺术视野得以大大开拓,另悲惨之遭遇亦激发其创作之态。正如其言:“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法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即对“印中求印”的不满以及不愿沦于“以书入印”,从而极力发展和开拓“印外求印”思想。

叶铭于《赵撝叔印谱·序》中说:“善刻印者,印中求印,尤必印外求印。印中求印者,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印外求印者,用闳取精,引伸触类,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二者兼之,其于印学蔑以加矣。”(7)道出悲庵的篆刻艺术的创作思想——印外求印。相对于“印中求印”,“印外求印”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与开放的创作观念模式。在秦汉印章之外寻求印章创作的养料:既可是书法、绘画、金石文字等艺术形式,亦可为在形式艺术之外的学术思想。对于种种印外文字,将其融会贯通于印作成为悲庵的第一要务。而他并非纯粹的将这些文字移入印章之中,而是取其风貌特征,加之其个性篆书风格、印内修养,即:“印外求印”思想在“印中求印”理念和“印从书出”观念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并与其相融合,以此指导实践。

其实,悲庵曾提出过“印外求印”的相关理念:“刻印以汉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皆趣,乃为妙语。印以‘内为规矩,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8)悲庵所说的“印内”是指秦汉印章;而“印外”则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上追彝器古文,下至汉碑六朝碑刻为入印文字,拓宽了篆刻艺术入印文字的范围,深化和发展了篆刻艺术。其二为将自然百态外化于印章之中。其实山川花鸟无关于印章,意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理。

三、“印外求印”的实践

“印外求印”即是世界观,亦为方法论。“印外求印”思想与实践两者相互影响:一方面以实践得“印外求印”之思想;另一方面,在“印外求印”思想指导作用之下,促进实践的发展。悲庵在“印外求印”思想的指导下,大胆实践,积极开展。其初学浙派深入篆刻短刀碎切的刀法;又由浙入皖,学习完白“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以及对疏密关系的把握,即“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理论的借鉴;继法秦汉,获取对篆刻浑厚气息和基本章法的营养,又广取印外金石文字,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印外求印”的创作模式。以下为悲庵部分印作之简析,可窥探其“印外求印”思想之一斑。

(一)取两汉金石

朱文印作“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得汉代吉金法。印文借鉴“长宜子孙镜”铭文,篆隶笔法,结构简约,线条清雅遒劲,断连处理得金石古意,不论是字形处理还是章法的安排皆作合理调整,整体虚实有致,曲直相宜,实为妙笔。

取法《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碑》,将隶意融于篆的白文印作“灵寿花馆”,疏密安排尽得大开通之神韵,以致朱白分布错落有致,有大开大合之效果;线条粗细匀称,然善用线条作非等距的排列,以造视觉的聚散之态;用笔方圆合度,如将两者相较定自不待言。

(二)法秦权量诏版、六国货币文字等

白文印作“竟山所得金石”虽无秦诏版字形大小之变,尽得错落参差之空间分布、极具方折笔画之率真意味;朱文印作“郑斋所藏”取法六国货币文字。此印并无照搬原字,笔画平直,字形大小对角安排,‘郑与‘藏对角体量较大,使空间疏朗,章法自然。

四、余论

悲庵以“印外求印”思想指导实践。不论是以上取法还是其他,其始终秉承“不泥乎古而实合于古”的创作原则,将印外金石文字纳入其中,并非西方所谓的“拿来主义”,机械的把金石文字中的某个字或者某个笔画直接植入印面,而是颉取金石碑刻中益于印面营造的积极因素,合理的印化处理,巧妙糅合,“神明变化”。其思想启蒙了同代印人,亦影响了后者。

注释:

清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

同上。

清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6页。

同上。

同上。

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

叶铭《赵撝叔印谱·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610页。

赵之谦《苦兼室论印》,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第1032页。

参考文献:

[1]邓散木.篆刻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2]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下卷)[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3]黄惇编.中国印论类编[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

[4]李刚田,马士达.篆刻学(上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5]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6]张小庄.赵之谦研究(上下)[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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