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是金石學的中心，拓工是拓本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晚清著名金石學家繆荃孫格外重視拓工，他與很多拓工保持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李雲從、聶明山、黃士林、沙士瓚、富華閣碑賈小王等人。晚清金石學家與拓工之間的互動，塑造了拓本生產與流通的方式及其特點，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及其在拓本生產流通中的作用也因而得以突顯。
關鍵詞：石刻 拓工 繆荃孫 李雲從 聶明山 stone inscription the rubbings maker Miao Quansun Li Yuncong Nie Mingshan
拓本與石本、書本相對，是中國古代石刻文獻的三種主要物質形態和存在形式之一。①就物質形態鏈而言，拓本處於石本與書本之間，既能保存與再現石本的物質與文本形貌，又具有與書本類似的易讀、便攜、利於流傳等特點，可以說兼具石本和書本兩者之優長。晚清金石家繆荃孫在編撰《江蘇金石記》時，確立了這樣一條體例：“金石以拓本為主。明知此碑尚在而未拓到，即編入‘待訪’，不列正編。如此碑已佚而拓本存者，亦據本收入。”②在他看來，拓本乃是金石的核心。從這個角度甚至可以說，他心目中的金石學就是拓本學。
拓工是拓本生產環節至為關鍵的人物，也是拓本流通環節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就石刻文獻文化史研究而言，缺少了作為拓本生產者的拓工，正如缺少了作為石刻生產者的刻工一樣，是不可思議的。③然而，無論是金石考古研究界，還是書畫文物收藏界，對於拓工的關注依舊十分寥落。古代金石家外出訪碑，時常攜拓工以從，然而照例不載拓工之名，只有明代趙崡曾記其所攜長安拓工李守才之名，誠如空谷足音。④晚清以前，拓工姓名見於文獻記錄者，寥若晨星，其受人關注的程度，甚至遠遠不及刻工。被文獻冷落，被歷史遺忘，拓工這個群體基本上成了石刻文化史的缺席者。
遲至晚清時代，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觀。晚清金石學家熱衷於收集、玩賞並研究金石拓本，此風盛極一時，成為彼時文人學士的群體時尚。⑤作為拓本生產製作的承擔者和買賣流通的參與者，拓工的身影經常出入於這些文人學士圈子，其姓名也時常出現於金石學人的筆下。因此，他們的形象才漸漸由模糊而清晰，他們在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也逐漸引起了文人學士尤其是金石學家的注意。⑥晚清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在其名著《語石》中，曾提到幾位拓工，並且着重肯定了他們對於拓本流通的貢獻：
書估如宋睦親坊陳氏，金平水劉氏，皆千古矣。即石工安民，亦與《黨人碑》不朽。惟碑估傳者絕少。畢秋帆撫陝時，有郃陽車某，以精拓擅場，至今關中猶重車拓本。趙撝叔《補寰宇訪碑錄》，搜訪石本，皆得之江陰拓工方可中。撝叔之識可中也，因山陰布衣沈霞西，猶牛空山之於褚千峰也。千峰與聶劍光雖文士，亦以氈椎鐫刻糊口四方。余在京十年，識冀州李雲從，其人少不羈，喜聲色，所得打碑錢，皆以付夜合資。黃子壽師輯《畿輔通志》，繆筱珊前輩修《順天府志》，所得打本皆出其手。荒岩斷澗，古剎幽宮，裹糧遐訪，無所不至，夜無投宿處，拾土塊為枕，饑寒風雪，甘之如飴，亦一奇人也。郃陽碑估多黨姓，前十年廠肆有老黨者，亦陝產。其肆中時有異本，余及見時已老矣。沈子培比部嘗稱之。筱珊在南中，得江寧聶某，善搜訪，耐勞苦，不減李雲從。余所得江上皖南諸碑，皆其所拓，戲呼為“南聶北李”雲。⑦
葉昌熾將拓工與碑估、書估相提並論，意在強調晚清拓工也是碑帖交易的重要推手。對於這些拓工，他是極為熟悉的，這段文字中提到的幾個拓工，大多數與葉昌熾有所往來。其中，李雲從、聶某(聶明山)兩人，與同時期的另一位金石家繆荃孫，關係更為密切。⑧
繆荃孫晚年曾作書致其同道顧鼎梅(燮光)，自敘從事金石目錄之經過，特別提到自己與李、聶兩位拓工的淵源：
荃孫自廿一歲，有志金石之學，身自搜訪，手自捶拓，所歷之境，見《藝風金石目》自序，亦時見諸《語石》。常訪褒城之石門玉盆，山深月黑，夜不能歸，蜷縮岩下，與丐為伍，明日出險，與友朋言，無不大笑。爾時不以為苦，反以為樂。迨處境稍裕，必攜拓工自隨，否則翻書開目，令工往拓。在京師得李雲從，在金陵得聶明山。雲從以往拓《好大王碑》出名，明山亦在安徽得石牛洞、浮山、齊山諸石刻。《語石》推為“北李南聶”，皆荃孫所蓄之工人也。現無其人，荃孫亦無此豪興矣。⑨
繆荃孫早年有過“身自搜訪，手自捶拓”的訪碑經歷，因此，“處境稍裕”之後，他對拓工格外理解和關懷。實際上，繆荃孫所蓄用的拓工，並不只李雲從、聶明山兩人，僅《繆荃孫全集》所記，至少還有黃士林、張天翔、沙士瓚、田福、賈升、老孟、富華閣碑賈小王、文林堂碑估老王等人。本文即以繆荃孫及其拓工為中心，重點關注晚清拓工的身份地位、拓碑活動及其與金石學家的互動。
一、繆荃孫與北京拓工李雲從
李雲從是晚清活躍於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地區的著名拓工。他與晚清京師金石學者潘祖蔭、盛昱、端方、葉昌熾、劉鶚等人的關係相當密切，其拓本製作技藝也深受京城金石學家圈子的認可。他們經常委託李雲從去往指定地方，拓取指定的碑刻，比如前往今吉林集安市拓取《好大王碑》。徐建新撰有《高句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製作者李雲從考》一文，對李雲從的生平及其所拓《高句麗好大王碑》，做了專題探討。⑩徐文的重心在《高句麗好大王碑》，其他方面的探討仍有未盡。例如，關於李雲從的家世，徐文雖然考察了李雲從的里籍，卻從未涉及其父李寶台。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漢譯內藤湖南《意園懷舊錄》，其中提到李雲從小名李龍兒，是北京拓工李寶台之子，曾為盛昱拓《好大王碑》，並作《訪碑圖》以紀其行等。(11)上引徐建新文雖然提到內藤此文，但系轉引而得，未能通讀其全文，故未提及李寶台之子一事。今考李寶台生於清道光年間，居北京，善偽造古泉，人稱“小錢李”。李寶台亦善拓，《古泉藪》一書是其手拓。(12)由此可見，李雲從拓碑技術出自家世傳承。
在考察李雲從生卒年時，上引徐建新文主要根據葉昌熾的日記。徐文推考的結論是：李雲從生年約在1850年，卒年不應早於1897年。如果參據同時代其他金石家的日記，則推考可更進一步。例如，《繆荃孫全集》的“日記”和“詩文”卷中，就有很多與李雲從往來的記載，特別是日記中的記載，都有明確的時間坐標。其中年代最晚的三條，都在戊戌年(1898)九月。其中一條是九月七日丁巳：“李雲從自京師來。”另一條是九月十四日甲子：“約李雲從、湯王二估坐船到仁(竹)橋，詣蒯禮卿談。回至問柳小酌。”(13)還有一條是九月十九日己巳：“寄吳、劉兩集，李雲從帶。”(14)這一年，繆荃孫在南京，李雲從自北京南下來見他，至少停留了12天。十九日北返時，繆荃孫還托李雲從順路帶兩部書到北京。日記中雖然沒有明確李雲從此行所為何來，但從繆氏約李雲從及湯、王兩估的情況來看，應該與碑帖買賣有關。換算成公曆，戊戌年九月十九日是1898年11月2日，已接近這一年的年底。那麼，照常情推測，李雲從的卒年不應早於1899年。
晚清金石學家劉鶚與李雲從亦有往來，其《壬寅日記》曾多次提到李雲從，並對其專精金石之學給予高度評價。《壬寅日記》正月二十八日(1902年3月7日)記：“申刻，赴劉竹溪之約。坐中有丁芾臣叔侄，又有李姓號雲從。聞其金石之學甚精，蓋久與潘、王、盛諸君相周旋者。”二月初九日(3月18日)記：“李雲從送元拓本《孔羨碑》來，又道光拓本《張遷表》。”二月二十日(3月29日)記：“買得《白石神君》一軸，似甚舊，而李雲從亦定其為乾隆拓本。”三月初三日(4月10日)記：“李雲從送丁芾臣之六爵杯來。”(15)由此可見，李雲從直到1902年4月還相當活躍。一般來說，他的卒年不應早於1903年。至於葉昌熾、繆荃孫兩人日記中未見1902年前後的記載，顯然與葉、繆兩人當時已離開北京有直接關係。
現存繆荃孫日記，始於戊子年(1888)三月，終於丙辰年(1916)。從日記來看，繆荃孫與李雲從相識，至遲在戊子年三月九日。繆氏在當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錄：“給打碑人廿金，令其赴唐縣一帶訪碑。”(16)我認為，這個打碑人就是李雲從。有兩條根據。第一條，自該年三月開始，繆荃孫初步形成了“分地錄金石，名之曰《雲自在龕金石分地編》”(17)的編纂設想，為此，他需要大量搜集各地的金石拓本，僱人往唐縣拓碑就是實現此計劃的一個重要步驟。第二條，該年四月十二日日記明確記載：“李雲從來，拓得曲陽碑廿余種。”(18)曲陽、唐縣兩地相近，都在今河北保定，顯然屬於同一條拓碑路線。從三月九日到四月十二日，拓得碑刻20餘種，從時間節奏來看，也是合情合理的。可見，至遲在1888年，李雲從就已經成為繆荃孫雇請的拓工。換句話說，繆、李兩人在金石拓本方面的合作，至遲始於1888年，早於李雲從與葉昌熾的合作。(19)
李雲從與繆荃孫相識，可能早至光緒初年。葉昌熾在《語石》中曾說：“光緒四、五年間，重修《順天府志》。碑估李雲從承當事之命，裹糧襆被，狂走京畿諸邑。荒村古剎，足跡殆遍。所得遼碑，視孫、趙倍蓰過之。余著錄遼幢五十餘通，皆其時拓本也。”(20)而繆荃孫就是《光緒順天府志》的實際主持者。據繆氏自述，此志初由張之洞“擬定義例”，繆氏“照例編輯”，光緒辛巳年(1881)，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乃“令荃孫專任其事”，“始於辛巳，訖於乙酉”。(21)繆荃孫說《光緒順天府志》修撰，起於辛巳年，訖於乙酉年，即1881—1885年，與葉昌熾所謂光緒四、五年(1878—1879)略有出入。葉氏所言指《光緒順天府志》重修開局，而繆氏所言指其正式介入其事。由此推算，繆荃孫與李雲從相識，應在光緒四年到七年(1878—1881)之間。
李雲從是一個敬業的拓工。他“每拓一碑，必於紙背書在某村、某寺或某冢，距某縣城若干里，可謂有心人也已”。這種敬業精神，獲得葉昌熾的高度評價：“若依此著錄，後人按籍而稽，何至迷其處所？”(22)在長期從事金石拓本製作與買賣過程中，李雲從積累了深厚的專業素養。葉昌熾曾舉一例：“曩時黃仲弢學士收得一大安碑，以為金刻。碑估李雲從折之云：‘金大安只有三年，即改元崇慶。此碑立於大安六年，乃遼刻耳。’仲弢不覺愧服。”(23)黃紹箕(1854—1908)，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侍講，是晚清有名的金石家和藏書家，其學問自非等閑。李雲從諳熟金代紀年，考證信而有據，連專家也不能不佩服。
李雲從的拓碑區域，主要在京冀一帶。他不憚辛苦，風餐露宿，時有發現。如果主顧有需求，他也會專程到其他區域拓取碑刻。例如《高句麗好大王碑》，原來“在吉林省輯安縣”，“清光緒六年邊民刊木發現，多煤煙拓，不精。王懿榮、潘祖蔭、葉昌熾等，派李雲從攜紙去拓”，乃得善本。(24)他也曾往山西拓碑，“道出井陘，訪得韓吏部題壁。與裴晉公一刻同時同地，又為之一喜”。(25)
像李雲從這樣的拓工，其生意主顧或者服務對象，絕不是某一位特定金石家，而是一個金石家群體。他了解這些金石學家各自的所需，也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在這些學者間建立起一個碑拓銷售與流通的網絡。所以，繆荃孫不僅委託他打碑，從他手中購買拓本，也通過他的幫助，賣出自己手頭的拓本複本。光緒十六年(1890)六月十二日，李雲從專程送來三監本《皇甫碑》。此碑在繆荃孫手中只停留了兩天時間，他在次日的日記中曾記“讀碑”一事，很可能就是細讀此碑。第三天，他決定以“廿四金”的價格購進這一拓本。(26)七月十三日，李雲從又送來《元公姬夫氏人志》舊拓本，索價甚昂，從此後日記記載來看，繆荃孫未購入。(27)八月三日，李雲從自繆荃孫手裡取走《關勝誦德碑》《楊君銘》，繆荃孫“並給八金，清賬”。(28)“八金”顯然不足以購入《元公姬夫氏人志》，而只是付給李雲從送來的其他拓本的價錢。八月二十二日，李雲從又自繆荃孫手裡取走了90種碑拓，(29)這批碑拓是繆荃孫托其代售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李雲從這樣的拓工，是聯繫拓本生產、流通和消費諸環節的重要中介。
現據《繆荃孫全集·日記》所載，將繆荃孫與李雲從之間的碑拓往來編年整理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繆荃孫與李雲從的金石往來，至少持續了11年，從1888年至1898年。對於金石家繆荃孫來說，離開北京，也就意味着離開了全國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圈，離開了全國最大的拓本集散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往來於南北兩京之間的李雲從，扮演了繆荃孫的代理人、中介和掮客的角色。
二、繆荃孫與江寧拓工聶明山
光緒二十二年(1896)，繆荃孫應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的邀請，主講南京鐘山書院。此後一段時間，他所蓄用的拓工是聶明山。聶明山主要活動在江南，其主顧主要是在南方的金石收藏家們，特別是繆荃孫；而李雲從主要活動於北方，其主顧也以京城金石收藏家為主。葉昌熾《語石》中以“南聶(明山)北李(雲從)”並稱，可見兩人在晚清金石收藏圈內影響之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聶北李”雖然有各自的活動空間，但卻有一個共同的服務對象，那就是繆荃孫。《繆荃孫全集·日記》中，涉及聶明山的記錄將近60條，今依照編年順序整理如表2：(32)
繆荃孫對這個拓工的稱呼，有“打碑人”“老聶”“聶明山”“聶明三”以及“聶估”“聶姓打碑人”等多種。(34)郭玉海先生認為聶明山又名聶劍光，(35)缺乏證據。考聶劍光名鈫，字劍光，是乾隆時期山東泰安人，著有《泰山道里記》，(36)與聶明山毫無關係。繆荃孫與聶明山相識，似始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廿三日。那一天，剛到任南京鐘山書院不久的繆荃孫，應況周頤(夔生)之約，出遊靜海寺，尋訪三宿岩。同行的聶明山，應該是況周頤邀約的，因為5天後聶明山所拓的三宿岩題名，是經由況周頤送到繆氏府上的。也就是說，況周頤是繆荃孫與聶明山相識的中介。(37)《藝風老人年譜》記其於光緒二十二年“夏間訪得江寧聶名山，善訪碑，葉鞠裳《語石》與李雲從並稱南聶北李者也”。(38)聶名山即聶明山，而夏間則是繆荃孫正式雇請聶明山的開始。
南京是聶明山的活動中心。繆荃孫在南京本地訪碑，會約上聶明山。例如，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中旬，繆荃孫出太平門，循鐘山之北，尋訪南朝陵墓石刻和棲霞山佛龕石刻，就事先與聶明山約好，帶他隨行拓碑。由表2也可以看出，聶明山的拓碑活動，先是以南京以及周邊的江寧、溧水、句容等地為中心，其後才逐漸擴展到安徽太平、貴池、桐城、潛山等地，繼而又擴大到蘇南淞太鎮江以及江北的通州。
繆荃孫對聶明山的拓碑技藝是頗為讚賞的。他在致金石同道王懿榮的信中，敘述自己在南京鐘山書院悠閑度日，“暇則溫理舊書，間或出遊，城南諸山，蠟屐殆遍。蕭秀東西碑，均有數十百字，精拓之尚可讀。唐人題名，宋之各碑，於嚴子進《記》外，約得七八十種”，特別提道：“打碑人聶姓，精細不亞李雲從，並由安徽太平，走池州齊山、安慶潛山、桐城，拓得百五十餘種，皆昔人未著錄者。”(39)聶明山的訪拓，顯著豐富了繆荃孫的江南碑拓收藏。
聶明山既是拓工，也是碑估。繆荃孫與其交往中，也不乏金石拓本的交換與買賣。有時候，聶明山還兼任繆荃孫的使者，替他帶些書籍和書信，往來於各地。這些從表2都可以看出來，不再贅述。
三、繆荃孫與泰安黃士林及其他刻工
光緒十七年(1891)，繆荃孫受山東巡撫張曜聘請，出任濟南濼源書院山長。雖然此次他在濟南停留只有短短四個多月，但他仍然利用這一機緣，大力搜訪山東各地的金石拓本。經由其門人尹彭壽介紹，他找到原籍山東泰安的著名拓工黃士林，派其四齣拓碑，“盡拓泰安、肥城、汶上、東阿、濟寧、蘭山、沂水、蒙陰十餘縣”。(40)尹彭壽也耽好金石碑拓，故與黃士林相熟。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前言》沒有明確說繆荃孫雇請黃士林始於何時，翻檢《藝風老人日記》，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有“尹祝年(彭壽)來，甚為淹雅”的記載，(41)可知尹彭壽推薦黃士林應在此日或之後。三月二十九日又有“黃姓打碑人送碑十七種來”的記載。(42)這個“黃姓打碑人”應即是黃士林。如果這一推測不錯，那麼，繆荃孫雇請黃氏，當在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兩天之後，繆荃孫又“為黃姓開西路金石單”，(43)益可證“黃姓(打碑人)”即是黃士林，因為上文所列黃士林拓碑區域(泰安、肥城、汶上、東阿、濟寧、蘭山、沂水、蒙陰等)，恰是屬於山東之西路。
四月十九日以後，黃士林的名字正式出現在繆荃孫的日記中。十九日，“黃士林打碑來算賬”，二十日，“黃士林結賬，付彼□□千，又借彼十金”。(44)六月十四日，黃士林將其所拓泰山碑送來；二十一日，繆荃孫讀好了這批碑拓，認為應給黃士林“四十金”。(45)從這一價錢來看，黃士林送來的這批碑拓數量頗為可觀。七月六日，在繆荃孫即將離開濟南前夕，黃士林又一次送來一批肥城、泰安的碑刻拓本。(46)餘下的拓本，第二年五月十一日黃寄過一次，但直到是年六七月間，繆荃孫還在不停地催促黃士林寄山東碑刻，可見黃士林手裡還有拓本未曾寄到。(47)
《藝風老人日記》是年三月二十九日記：“張姓打碑人自長清來，交宋元碑二十分，支四兩去。”四月十二日又記：“檢長清新拓金石，與張打碑結賬。”(48)這位“張姓打碑人”當即張天翔，因為四月二十五日日記即有“張天翔送長清拓本來”的記錄，而二十六日日記又有“專張天翔拓青州金石”的記錄，(49)皆可以為證。這也說明，在黃士林之外，繆荃孫在濼源書院時期還雇請了其他拓工。從現有文獻資料來看，繆荃孫對黃、張兩人做了大致分工，黃士林集中拓西路碑刻，而張天翔負責拓東路碑刻。
江陰是繆荃孫的原籍。繆荃孫曾主講南菁書院，對家鄉石刻特別注意訪求。其間，江陰拓工給了他很大幫助。江陰有豐厚的金石學術傳統，曾出過著名的拓工方可中。如前文所引《語石》頁565所言，趙之謙撰《補寰宇訪碑錄》時，搜訪拓本，多得江陰拓工方可中之助。而繆荃孫所依賴的江陰刻工，主要是沙士瓚。
沙士瓚出自江陰暨陽沙氏。據《暨陽沙氏宗譜》，沙士瓚，一名鎮藩，是沙秀岩第六子，道光十七年(1837)生，光緒十七年(1891)卒，年55歲。聘沈氏，未娶而卒於母家，終未再娶，以胞兄士璋子文龍雙祧。(50)江陰市暨陽名賢研究院網站上有該研究院院長薛仲良撰《暨陽沙氏源流考略》：“十六世沙士瓚，於同治年間，曾會同大學者繆荃孫將《乾明寺五百羅漢名號殘碑》製成拓片，遂使佛教界之五百羅漢名號賴以傳世，功蓋佛界。”(51)《乾明寺五百羅漢名號殘碑》是江陰重要的南宋碑刻。所謂乾明寺，亦稱廣福寺，全名乾明廣福禪寺，規制宏敞，殿閣莊嚴，為邑中諸剎之冠。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二十日，正在南菁書院任職的繆荃孫與友人“偕至廣福寺，觀《政和莊田記》《延祐修寺碑》。出寺，草間得紹興羅漢名號碑陰檀越名殘石一塊，約百許字，奉之而歸，汲水滌清，立拓數紙，江陰人無不以為顛也”。(52)
雖然此處沒有明言拓碑者是誰，但結合下文記載來看，拓工當可確定為沙士瓚。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記又記：“打碑人送建炎牒來，雲又得紹興碑一，急遣之往拓。打碑人沙士瓚甚韻致，廣福寺《元符碑》在彼處，願送書院，其方可中之流亞與！”(53)由此可見，繆荃孫對沙士瓚評價很高，甚至將其比作當年的方可中。同月二十六日日記又記：“打碑人送紹興牒來，撰建炎、紹興兩牒跋尾。”(54)此打碑人當亦指沙士瓚。次年(1890)四月十五日，繆荃孫聽人說城東有一古碑，即前去查看，“系前湖何烈女詩，王逢撰，非元刻即明初也”，隨即派沙士瓚往拓。(55)結合前文對沙士瓚生卒年的考證，可知這幾種拓本都是在沙士瓚生命的最後幾年所製作的。
繆荃孫所撰“建炎、紹興兩牒跋尾”，今存《藝文堂文集》卷六，可與其日記中相互印證。《宋建炎復江陰軍牒跋》：“《江陰志》亦載，從父老胡崇之請，復為軍，而不錄此碑，金石各家亦未著錄。己丑冬，猶子志名搜得之，手拓以歸。江陰古碑日少，得此如獲一真珠船矣。因遣工打十數本，分餉海內同志。”(56)“猶子志名”指繆荃孫的侄子繆永祿，他是此碑最早的拓工，而此跋中“遣工”所指則是沙士瓚。《宋紹興復江陰軍牒跋》云：“《宋紹興三十一年江陰復軍牒》，在建炎牒碑陰。余拓建炎牒，打碑人沙君士瓚，為言碑陰亦有文字，因薙榛莽，發瓦石，出而視之，則紹興牒也。”(57)可見建炎牒真正的拓工是沙士瓚，紹興牒的發現者和拓制者也是沙士瓚。
趙阿二，亦稱“趙二”“打碑人趙姓”。繆荃孫初見打碑人趙阿二，是在庚寅年(1890)正月二十三日。(58)二十六日，友人請客，繆荃孫與趙阿二同席，“趙拓到《南唐井闌》《元城隍廟》二碑，天寧寺旛竿石題字一，皆昔人未著錄者”。(59)趙阿二此次所拓為江陰本地的碑刻。1892年，趙阿二受命遠赴河北正定拓碑，九月廿五日從正定回來，十月八日他送來了“唐山造象全分”。繆荃孫旋即展讀這些碑拓，並於十月十八日與趙阿二議定價格，買下了這批造像拓本。(60)值得注意的是，十月十八日的日記中稱趙阿二為“趙估”，可見趙阿二亦是碑賈。
在北京時，繆荃孫還僱用過一位姓孟的拓工，日記中稱為“老孟”。光緒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九日，繆荃孫“專老孟赴趙州一帶拓碑”，十月十一日，“老孟打碑旋京，送碑六十餘種來”。十三日，繆荃孫“讀老孟新得碑”。十八年八月三日，他“囑老孟持函覓梁杭雪開單”，五日，“老孟送石幢一雙來”，十日，“老孟持十金去”。(61)由此可見，老孟當是京城碑拓。梁於渭，字杭雪、杭叔，番禺人，光緒十五年進士，當時與繆荃孫同在京，有交遊。梁杭雪對金石亦有濃厚興趣，有《龍門山碑目》，(62)他給老孟開列的當亦是訪碑目錄。
被繆荃孫稱為“小王”的拓工，相對於老孟而言，可能年輕一些。繆荃孫與小王的聯繫更早，往來也更多。其日記中所見最早記載，是光緒十四年(1888)四月二十五日，“小王自河南來，拓得磁州、安陽多種，均購之”。由此可見，小王是拓工，此次專從河南拓碑歸來。此後數日，小王連續上門：二十七日，“小王送湖南題名來，選得卅種”，二十八日，“小王送湖南金石來，挑得六十餘種”，二十九日，“小王送九龍岩石刻來，挑得卅種”。(63)由此可見，小王當是京城碑估，手上有相當多拓本資源。他了解繆荃孫收藏金石拓本的興趣，經常送貨上門，供繆荃孫挑選，推銷成效可觀。五月六日，繆荃孫“開趙州石刻交小王”，次日，又“發邢台丁聽鷖表叔信、湯榖原信，交小王自投。給小王十金，作拓碑費”。(64)雖然小王此前赴河南拓碑是否受繆荃孫雇請尚不能確定，但此次赴河北拓碑，顯然受繆荃孫所雇。繆氏不僅預支拓碑費，而且為他寫信給親友，拜託關照。此後，小王與繆荃孫還維持了多年的碑拓往來。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小王送《麓山寺碑》來”。(65)次年二月十七日，“小王來拓《甘泉大師塔銘》”；十八日，繆氏“購小王《衛景武公碑》《許熙載碑》”。(66)光緒十八年(1892)六月十七日，“小王送《關寶顒誦德碑》來”；七月十二日，“小王取《尹宙碑》去”。(67)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二十二日，繆荃孫還從小王手中購得“乾陵無字碑拓本”。(68)這是日記中繆、王交往最後的一條記載。
遺憾的是，繆荃孫在日記中從未提到小王的名字。據日記，光緒十九年(1893)二月七日，繆荃孫“錄朝鮮碑目與小王”，(69)此是為小王往朝鮮拓碑做先期準備。十一月十五日，“小王送高麗碑至”，次日，“小王來支錢十八千去”。這說明，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小王已自朝鮮拓碑回來。這是金石學歷史上第一次赴海外拓碑。清代嘉慶以來，金石學人開始注意海東石刻，其時海東石刻拓本多源自來京的朝鮮使臣，相當稀罕。(70)小王專程赴朝鮮拓回的碑拓，質量好，種類多，彌足珍貴。繆荃孫看到這批碑拓之後，馬上寫定碑目。十二月廿七日，小王“來定高麗碑值，口議給十六兩，小王亦允”。(71)僅從這個價格也可以看出，當時的高麗碑拓堪稱奇貨可居。小王這次海東拓碑，應該屬於“眾籌”，但繆荃孫負責開列碑目，從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從《語石》中的相關記載來看，葉昌熾似乎也參與此事，並且得到了《平百濟碑》和《劉仁願紀功碑》等拓本：“《平百濟碑》，顯慶五年賀遂亮文，權懷素書。其書重規疊矩。鴻朗莊嚴，……廠估王某渡海精拓，余得一本。……同時並拓得《劉仁願紀功碑》，安雅寬博，亦初唐之佳構。”(72)這個“廠估王某”，即是《藝風老人日記》中所記之“小王”。可惜葉昌熾亦未記其名。今檢《張佩綸日記》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九日載：“富華閣碑賈王春山，欲赴朝鮮拓碑，乃廉生所薦，此君古興可謂豪矣。”(73)《張佩綸日記》所記時間與繆氏所記相合，繆氏所謂“小王”可能即富華閣碑賈王春山。(74)
四、雇請拓工的運作方式及其影響
繆荃孫雇請拓工數量之多、頻率之密、時間之久，堪稱一時之冠。以繆荃孫為典型，可以窺探晚清金石家雇請拓工的運作方式。概括而言，其運作方式有如下五個顯著特點：
1.“眾籌”方式
晚清金石收藏家雇請拓工製作拓本，經常採取“眾籌”的方式。對拓工來說，這種方式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大的市場需求，能夠刺激他們製作拓本的積極性；對收藏家來說，這種方式可以使拓工薄利多銷，有利於降低拓本價格，減少經濟支出。繆荃孫在所撰《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前言》中，回憶自己在供職京師歲月里出入廠肆，典衣質物，購藏拓本，“又得打碑人故城李雲從，善於搜訪，約潘文勤師(祖蔭)、王茀卿戶部(頌蔚)、梁杭叔禮部(於渭)、葉鞠裳編修(昌熾)糾資往拓。順天、易州、宣化、真定碑刻，大半前人所未見。即遼刻得一百十六種，其他可知”。(75)葉昌熾於其晚年所撰《語石》中，對“眾籌”拓碑所涉及人員及地理範圍，講得更為具體：“二十年前，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賞析。江陰繆筱珊、瑞安黃仲弢、嘉興沈子培、番禺梁杭叔皆為歐趙之學，捐俸醵資，命工訪拓。順天二十四州縣以逮完唐諸邑，西至蔚州，東至遵化，北至深定，足跡殆遍。所得諸碑，視前賢倍蓰過之。今廠肆尚有當時拓本。”(76)從兩人所列參與“眾籌”的名單來看，繆荃孫無疑是核心中的核心。參與“眾籌”的士大夫彙集京都，刺激了京都的碑拓市場，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碑拓集散中心，這正如稍後的柯昌泗所言：“士大夫既屢有集貲拓碑之舉，碑販亦往來奔走，每遇新品，必致都下。”(77)
2.假借官勢
這種“眾籌”拓碑，一方面固然是參與諸人有共同的拓本收藏興趣，另一方面，也往往與某部官書的修撰有關。例如，雇請李雲從往順天等地拓碑，就跟當時正在設局修撰《光緒順天府志》有關，繆荃孫曾參與其事。多年以後，到了宣統二年(1910)，他又主持修撰《江蘇通志》。《江蘇通志》局剛剛成立，繆荃孫就將需要訪求的金石目錄發給琉璃廠碑估袁回子，(78)請其代為尋訪，同時又專門雇請拓工袁伯成及其徒弟4人外出，在江蘇全境搜訪石刻拓本。從六月到八月，短短兩個月里，袁氏師徒的足跡已遍及江寧、鎮江、常州等地，(79)收穫亦相當可觀。例如，六月二日，“袁伯成新[自]棲霞回，得造像題名五十餘種”。(80)這一訪碑計劃相當宏大，可惜，由於《江蘇通志》局半途而廢，訪碑未能全面展開。可以慶幸的是，袁伯成師徒在寧、鎮、常、錫等地訪碑的成果，後來被繆荃孫吸收，編入他的個人著作《江蘇金石記》之中。
參與“眾籌”者多半是官僚或與官僚有往來的文士學者，有時還有官書修撰的堂皇理由，因此，這種“眾籌”方式，往往可以假借官勢，假公濟私，以得其便。李雲從在河北一帶拓碑，就得到了潘祖蔭等京官的支持，因此，他才能夠拓到一般人拓不到的石刻。例如，河北定興標義鄉石柱頌，自唐以來，從未見於著錄，李雲從訪碑時發現了此刻，“一字不損，新出於硎”，但當地人認為“此石為一方之鎮，風水攸關，封禁甚嚴”，不許捶拓，後來潘祖蔭兼任順天府尹，才命令屬下網開一面。(81)又如，聶明山被繆荃孫派往安徽拓碑時，繆荃孫也打算通過舊日相識的關係，為他牽線搭橋，提供方便。他在致友人凌霞的信中談道：
打碑人聶姓，甚可愛，南中之李雲從也。茅峰迴，擬由銅井到太平府，游採石，不知禮房先生准他人拓否？聞方堃吾太守連軫已到任，此京中舊遊，或借官勢以行之。游山訪碑，均極雅事，然不借官勢，往往有不能暢者，殊屬可哂。(82)
所謂“方堃吾太守連軫”，指的是安慶知府方連軫，字堃吾，繆荃孫在京時即與之相識。拓碑、玩石原是風雅之事，卻不得不假借公權才能暢行無阻，這讓繆荃孫也感到無可奈何。這種無奈並非他一個人所有。在他之前，1873—1876年，吳大澂任職陝甘學政，陳介祺請其協助派工拓取倉頡廟及石門、敦煌等地石刻；而吳大澂本人為了獲取遠在新疆的《裴岑紀功碑》等拓本，也曾請求左宗棠幫忙。(83)顯然，這也是假借官勢的表現。
3.定向尋訪
繆荃孫和葉昌熾同是晚清金石大家，同樣富於金石拓本收藏，但兩人的收藏範圍以及收集方法各具特色。葉昌熾曾自言，“曩年訪拓本不可得，乃募工專往拓之”，並且承認，“繆藝風諸公訪拓畿輔之碑，致力極勤”。(84)相對而言，繆荃孫特別自覺地通過金石目錄的調查，主動雇請拓工到指定的地方拓碑。所謂“訪拓畿輔之碑”，指的是繆荃孫在京主持《光緒順天府志》編撰的時候。到南京之後，他的尋訪重點則是安徽、江蘇兩省的碑刻。在他眼裡，拓工不僅是拓本的生產者和供貨來源，而且彌補了金石學家的體力與時間的不足，是金石學家訪碑的手足和耳目的延伸。繆荃孫搜集金石拓本和研治金石學的每一階段，都有拓工相伴，目的性相當明確。他不僅為修官書而雇請拓工，也出於自己訪碑集拓的需要而雇請拓工。即使在旅行途中，遇到新的碑刻，他也會雇請拓工拓取。(8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發揮自身對金石目錄學的專長，為拓工指引方向。小王赴朝鮮拓碑，就是根據繆荃孫所提供的碑目，有方向、有重點地搜尋碑石。
4.親友支持
正因為繆荃孫重視拓工，對拓工的需求量大，因此，他的日記中時常可見有同道朋友向其推薦拓工。這種推薦的背景，要麼基於繆荃孫的需要，要麼出於拓工的請求，要麼是兩者兼而有之。繆荃孫初到南京不久，況周頤就向他推薦了聶明山，還推薦了另一位拓工老荀。(86)他的另外兩位朋友蒯禮卿、徐珤寶則分別向他推薦過趙姓拓工和打碑人張瑞卿。(87)顯然，這些拓工是以拓碑為生的，不但為人拓碑，而且買賣拓本，是聯繫拓本生產和流通兩個環節的重要人物。例如，況周頤所推薦的老荀，就是專業碑估，繆荃孫也稱他為“打碑人山東荀估”；他曾為繆荃孫帶來“久已湮沒”的《宋陸遊鐘山定林寺題名》拓本，讓繆荃孫欣喜不已。(88)
如前文所言，繆荃孫年輕時就曾“身自搜訪，手自捶拓”，他對拓碑之道有深切的體會。他不僅尊重拓工，也培養家人和僕從學習拓碑技藝，為他製作石刻拓本。繆荃孫的侄子繆志名，就是他培養出來的拓工。徐乃昌是晚清一大文獻學家和收藏家，他曾答應贈予繆荃孫《崇川金石志》，繆荃孫十分高興，因為根據《崇川金石志》中的金石目錄，他就可以按“目”索“石”了。他對徐乃昌說：“舍侄能打碑，或令其來拓，可不致漏泄。”(89)這個“舍侄”就是繆志名，(90)曾參與《宋建炎復江陰軍牒》的訪拓。(91)培養家人和僕從拓碑的一大好處是，可以保證相關的碑拓信息不致泄漏，保證同一石刻不因流傳拓本過多而降低其市場價值。實際上，徐乃昌與繆荃孫之間，時常交換各自所有的金石目錄。徐乃昌此次所贈《崇川金石志》，後來交給了聶明山，由其赴南通拓取，而繆志名則負責將繆荃孫手上的金石目抄錄一份寄贈徐乃昌。
相傳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不僅本人精於鐫刻，還有兩個精於鐫刻的侍從。(92)此說迄今無法得到確證。清代咸豐年間，書法家何紹基據宋拓本橅刻《秦望山法華寺碑》，由其僕人陳芝負責奏刀重刻，(93)這是有案可稽的。繆荃孫可能受到前賢的啟發，有意培養他的僕從從事拓碑之役。他的僕從拓工中，以北京時期的田福和南京時期的賈升兩人最值得注意。壬辰年(1892)八月廿五日，繆荃孫曾派田福“上真定打碑，給盤費廿金”，十月三十日回來。(94)次年四月七日，他“命田福售象及正定、定州二碑與陸純伯”。(95)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他發現田福手腳不幹凈，“盜物甚多，洋鎖、席票，並有開考籃偷去銀兩之弊”，立即將田福逐走。(96)賈升是在田福被逐走之後來的，那時，繆荃孫已經到了南京。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月廿六日，繆荃孫“專賈升上句容拓新出紹聖經”，三十日，“賈升自句容回，拓來經幢一、經兩分、造經記一分”。但不知具體什麼原因，第二天，繆荃孫就以“賈升可惡”為由，要將其“立即逐出”。(97)不過，這似乎只是一時氣話，賈升並沒有真的被趕走，因為這一年十月十四日繆荃孫還帶着賈升和聶明山一起到棲霞山拓碑。(98)
5.慎擇拓工
郭玉海曾將晚清拓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人士大夫從事傳拓者，亦稱“名家傳拓”，一類是職業傳拓者，亦稱“傳拓名家”。(99)後者也就是所謂職業拓工。從《藝風老人日記》中可以看出，晚清職業拓工數量甚多，不說京城琉璃廠職業碑賈叢集，京城以外也不難覓得好的拓工，如泰安黃士林和江寧聶明山。因此，繆荃孫對拓工不必“從一而終”，而是根據時空環境的方便和需要，慎擇拓工。(100)
拓工的專業水平及其工作態度，決定拓本的質量，也影響拓本的流通。李雲從所拓《高麗好大王碑》遠勝他本，所拓《定興標義鄉石柱頌》也“一字不損”，若“新出於硎”。(101)與敬業的李雲從相反，亦有一些拓工草率從事。例如，對於昭陵諸碑，葉昌熾就曾批評“近時拓工惜紙，其磨泐處皆不拓，歲久塵埋，下半截深入土中，亦未嘗舉而出之，故精本整本極為希覯”。(102)又如《張弘范墓碑》，由於碑身高大，繆荃孫等人雇請的拓工“懼梯架之費，因而置之”，(103)留下了遺憾。另一方面，這些拓工一次出行，往往製作若干份拓本，除了如約交還僱主，以備留存或交流之需，也會自留一些，作為買賣的商品，擴大了拓本的流通面。
注釋：
①詳參拙文《石刻研究的基本問題》，《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7期。
②繆荃孫：《江蘇金石記·例言》，載《繆荃孫全集·金石》第二冊，卷前，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③石刻刻工早在清代就引起金石學家的關注，清人有輯錄石刻刻工人名著作多種，近人曾毅公先生在清人基礎之上增廣為《石刻考工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然而掛一漏萬，對刻工的系統研究闕如。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拙著《石刻刻工研究》，才有了第一部系統輯錄歷代石刻刻工資料並對其展開較為全面研究的專著。
④明趙崡：《石墨鐫華》卷七《訪古遊記·游終南》，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8646頁。
⑤參看拙文《玩物：晚清士風與碑帖流通》，《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
⑥近年來，隨着金石書畫研究的深入拓展，學者們對拓工的關注有所增強，其代表性成果首推徐建新《高句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製作者李雲從考》(《中國學術》第十九、二十合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郭玉海《晚清民國間的“名家傳拓”與“傳拓名家”》(載《故宮學刊》第五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郭文篇末附有兩種拓工名錄，雖多遺漏，仍然很值得注意。按：王家葵《由〈馮承素墓誌〉推考初唐弘文館搨書人問題》(《文匯報》2015年9月18日)，其中所謂“搨書人”，乃是負責摹寫的書手，非拓工。
⑦葉昌熾：《語石》，載《語石·語石異同評》(合訂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565頁。
⑧按：民國金石學者陸和九在其《中國金石學講義》(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中列舉七位拓工姓名，即包括李雲從、聶明山兩人。
⑨繆荃孫：《與顧鼎梅(燮光)書》，載《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一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58頁。按：此書末尾稱“昔年同志……今只存一鞠常”，又自稱“今年逾七十”。葉昌熾，字鞠裳，卒於1917年，可知此書作於1917年前；繆荃孫1913年70歲，則此書作於1914至1917年之間。
⑩徐建新：《高句麗好大王碑早期拓本製作者李雲從考》。
(11)[日]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清·現代篇》，築摩書房1970年版。
(12)清楊守敬撰、清李寶台手拓：《古泉藪》，中國錢幣文獻叢書(第十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3)按：南京地名似無仁橋，《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二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頁載：“至竹橋蒯禮卿處便飯。”檢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此處“仁橋”果是“竹橋”之訛。
(14)《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535、536、537頁。
(15)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50、152、156頁。
(16)《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7頁。
(17)同上書，第5頁。
(18)同上書，第13頁。按：今本繆荃孫《金石分地編目》卷四，錄曲陽縣石刻一百餘種，其中當包括李雲從此次所拓得者。
(19)據上引徐建新文中所製表格，葉昌熾與李雲從的往來始於1890年。
(20)《語石·語石異同評》，第50頁。
(21)繆荃孫：《光緒順天府志序錄》，見《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一冊，第139頁。
(22)《語石·語石異同評》，第65頁。
(23)同上書，第50頁。
(24)張彥生：《善本碑帖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5頁。
(25)《語石·語石異同評》，第484頁。
(26)《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28頁。
(27)同上書，第133頁。
(28)按：七月廿八日記：“釋《關勝誦德碑》。”(同上書，第135頁)顯然，繆氏有意通過考釋此碑，以抬高其拓本的身價。
(29)《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38頁。
(30)按：此“老李”當即李雲從。所售者是以往寄售之拓本。
(31)按：此處“老李”，當亦指李雲從。
(32)按：《繆荃孫全集·日記》第四冊，附有《〈藝風老人日記〉人名索引》，其中，“老聶”(見聶明山)、“聶估”(見聶明山)、“聶明山”、“聶姓打碑人”(見聶明山)分列為四條，但所錄僅第一冊第536頁和第二冊第57頁兩處，缺漏甚為嚴重，難以信據。
(33)此段引文，“汊”原作“漢”，“儋”原作“澹”，據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影印《藝風老人日記》改。
(34)按：聶估見《〈藝風老人日記〉人名索引》，載《繆荃孫全集·日記》第四冊，第508頁。
(35)郭玉海：《晚清民國間的“名家傳拓”與“傳拓名家”》。
(36)參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六，《泰山道里記》(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67頁。
(37)況周頤似乎與南京本地拓工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該年四月九日，他曾向繆荃孫推薦了拓工老荀，次日，老荀就為繆荃孫拓來了《涌金闌》。見《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409頁。
(38)參看張廷銀：《繆荃孫致凌霞函札釋讀》，《文獻》2010年第2期。
(39)《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二冊，第328頁。
(40)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前言》，見《繆荃孫全集·金石》第一冊，第7頁。參看楊洪升：《繆荃孫與濼源書院》，《山東圖書館學刊》2006年第3期。
(41)《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60頁。
(42)同上書，第161頁。
(43)同上書，第162頁。
(44)《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64頁。
(45)同上書，第171、173頁。
(46)同上書，第175頁。
(47)同上書，第211、213、222頁。
(48)《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63頁。
(49)同上書，第164頁。
(50)暨陽沙氏宗譜編修委員會編：《暨陽沙氏宗譜》(詒福堂，卷三)，江陰市圖書館藏2010年版。
(51)
(52)《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92頁。
(53)同上書，第101頁。
(54)同上書，第102頁。按：同書第99頁，十二月九日記：“上惠山啜茗，觀打碑人拓乾符幢。”從前後文來看，此打碑人應亦指沙士瓚。
(55)同上書，第121頁。
(56)《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一冊，第196頁。
(57)同上書，第196頁。
(58)《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105頁。
(59)同上書，第106頁。
(60)同上書，第232—234頁。
(61)同上書，第130頁，第144、145、226頁。
(62)同上書，第301頁。
(63)同上書，第15、16頁。
(64)同上書，第17頁。
(65)同上書，第149頁。
(66)同上書，第156頁。
(67)同上書，第216、223頁。
(68)同上書，第295頁。
(69)同上書，第248頁。
(70)參看《語石·語石異同評》，第140—141頁。
(71)同上書，第285、291頁。
(72)同上書，第141頁。
(73)張佩綸撰、謝海林整理：《張佩綸日記》，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31頁。
(74)參看程章燦：《玩物：晚清士風與碑帖流通》，《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
(75)繆荃孫：《藝風堂金石目》，載《繆荃孫全集·金石》第一冊，第7頁。
(76)《語石·語石異同評》，第71頁。
(77)同上書，第73頁。
(78)《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三冊，第87頁。按：《清稗類鈔·鑒賞類》“袁回子辨碑字”條：“江寧有回人袁某者，佚其名，光緒初，設肆於京師琉璃廠，人呼之曰袁回子。精於鑒別碑帖，某本多字，某本少字，歷歷言之，不稍爽。”見《清稗類鈔》第九冊，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448頁。繆荃孫亦稱其為袁回回，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一日記：“袁回回送志銘來，挑十七種，以三兩四錢酬之。”見《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283頁。參看同冊第284頁，以及第二冊第502頁、第三冊第58頁。
(79)繆荃孫：《江蘇金石記·例言》，載《繆荃孫全集·金石》第二冊，第1頁：“宣統開志局時，專拓工袁姓帶徒四人到處搜訪。庚戌五月開局，六月出外，辛亥八月停辦，止訪及江寧七縣、鎮江四縣、常州三縣，至無錫而止，所得不少，惜宜興未到。今日續辦，只憑藝風堂所藏舊本摻入，共得五百種，不過十之五。它日俟有心人續之。”按《藝風老人日記》(《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三冊，第81頁)記載，庚戌三月廿二日“巳刻到志局，行開局禮”，則庚戌三月已開局。
(80)《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三冊，第92頁。
(81)《語石·語石異同評》，第558頁。
(82)《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二冊，第338頁。
(83)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9頁。
(84)《語石·語石異同評》，第57頁。
(85)《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三冊，第77頁。記其在杭州，發現新碑刻，即“與(丁)善之約僱人拓金石”。
(86)《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409頁：“夔生薦老荀來。”“老荀拓《涌金闌》來。”
(87)《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二冊，第233、510頁。
(88)繆荃孫：《宋陸遊鐘山題名跋》，載《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一冊，第198頁。
(89)《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二冊，第385頁。
(90)同上書，第390頁。繆荃孫致徐乃昌另一信中言：“石件有舍侄志名料理，無論何時，專價來取，不敢刻期。”可以為證。
(91)《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一冊，第196頁。
(92)曾毅公：《石刻考工錄·自序》，載《石刻考工錄》，卷前，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
(93)參看程章燦：《石刻刻工研究》，第6頁。
(94)《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228、236頁。
(95)同上書，第256頁。
(96)同上書，第330頁。
(97)同上書，第407頁。按：所謂“紹聖經”，是指“新在句容塔上得《金剛經》《千佛名經》三種(另有造經記兩石)，紹聖三年寫”(繆荃孫致凌霞信，載《繆荃孫全集·詩文》第二冊，第338頁)。
(98)《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一冊，第437頁。
(99)郭玉海：《晚清民國間的“名家傳拓”與“傳拓名家”》。
(100)葉昌熾曾專論“拓手之不可不慎擇”，見《語石·語石異同評》，第552頁。
(101)同上書，第558頁。
(102)同上書，第27頁。
(103)同上書，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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