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 隨着金石學的興起， 就已經有人開始對古璽加以搜集和著錄， 但收集者重在收藏和著錄， 並沒有對古璽進行系統的研究。 真正對古璽進行時代、 文字、 形制以及國別的研究是從晚清開始的。 下文將宋元以來學術界對古璽的研究情況作一概述。
一、 關於古璽的著錄
古璽文字是戰國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古文字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材料豐富， 在戰國文字乃至整個古文字領域的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有關對戰國古璽的著錄從宋代就已經出現， 如王俅的《嘯堂集古錄》， 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法帖》 等。 這一時期雖然已有古璽著錄，但對其進行的考釋很粗疏， 著錄體例亦不完善。
真正對古璽進行比較系統的著錄工作是從元代開始的， 如元代的楊遵有《印譜》 四冊等。 明代以來， 很多收藏家將古璽刊行於世， 如明代顧氏的《集古印譜》（1575）等。 到清代早期， 對古璽的認識雖較前代為深， 但學者大多仍無法分辨出古璽的時代， 往往將其作為附錄， 或者乾脆不予收錄。 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吳觀均的《稽古齋印譜》， 乾隆三年（1738 年） 程從龍的《師意齋印譜》 等。 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古璽的認識還很溷亂， 分不清楚哪些是先秦古璽， 哪些是秦印或漢印， 更談不上區分官璽、 私璽等， 對
古璽的研究還處在很不成熟的階段。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 程瑤田的《看篆樓印譜序》 開始認出古璽中的“私璽” 二字。 道光八年（1828），徐同柏為張廷濟編的《清儀閣古印偶存》， 首次列出“古文印” 類目， 正式區分出古璽。
近代以來， 各種有關古璽的專書不斷出現， 所收錄的古璽數量都十分可觀， 對所收璽印的分類也開始越來越準確。 如吳式芬的《雙虞壺齋印存》（1862） 正式標出“古璽” 類目， 並且分出“古璽官印” 、 “古朱文印” 等項， 並將其排列在秦印和漢印之前。 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1872） 也首次把“古璽” 單列出來， 並認識到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 實屬難得可貴。 羅振玉的《赫連泉館古印存序》（1915）中指出， 古璽中有“成語印” 。 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序》（1925） 中認定古璽文字為“六國古文” 等等， 這些都是近代以來學者們對古璽著錄研究方面的成果。
新中國建立以來， 戰國古璽除了傳世品以外， 從地下出土也有零星發現。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新出版的著錄古璽的書有：《上海博物館藏印選》（1981）、《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1982）、《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1987）、《湖南省博物館藏印選》（1991） 等。 香港學者王人聰的《新出歷代璽印集錄》（1983） 比較集中地收錄了新中國建立後出土的古璽。
1981 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 該書收錄古璽達5700 多方， 是古璽著錄書的集大成者。 該書將所收古璽分為官璽、 姓名私璽、 複姓私璽、 成語璽、 單字璽、 補遺等六部分， 為我們研究古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1989—1994 年國際文化出版社印行康殷主編的《印典》 雖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處， 但其中收錄了一些珍貴的印章， 也是不容忽視的。 90 年代以來， 又陸續出版了不少有關戰國古璽的著錄書， 如魏廣君的《古印精粹》（1994）、 天津藝術博物館編的《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1997）、 徐敦德的《西泠印社古銅印選》（1999）、 來一石的《古印集萃（戰國卷）》（2000）、《（明） 顧氏集古印譜》（2000） 等等，這些印譜都為我們系統研究戰國古璽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
二、 關於古璽的理論研究
關於古璽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 1963 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羅福頤、 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 在此基礎上， 1981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 這是一部關於古璽方面的通論性着作， 內容包括古璽印的書體名稱、 歷代璽印的紐制、 傳世古璽的由來和類別以及古璽的時代考證、 古璽及封泥的辨偽等等， 為初學古璽者必讀之書。
1981 年羅福頤發表了《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一文， 對近百年來古璽文字研究的成果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1984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 該書專列一章璽印的內容， 從理論上比較簡潔地介紹了古璽的一些問題。 1985 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獻唐的遺着《五鐙精舍印話》， 該書涉及到古印譜、 印章形制、 印文考釋、 璽印鑒賞等有關古璽印的知識， 對研究印學源流、 璽印出土、 流傳情況， 以及研究古璽文字、探討古代典章制度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96 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曹錦炎的《古璽通論》、《古代璽印》， 這兩本書對古璽的時代、 古璽的認識和研究、 古璽的形制、 分類以及構形特點等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
2003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葉其峰的《古璽印通論》， 該書從理論上對古璽的形制與篆刻、 官璽、 私璽、 成語璽以及肖形璽等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以上這些關於古璽理論的專着， 都是研究古璽印的重要參考書。 最近幾年也有不少站在藝術的角度談論古璽的專着， 茲不贅述。
三、 關於古璽的文字考釋及分域研究
與古文字其他領域的研究相比， 有關古璽文字的研究起步較晚。 對古璽的考證研究始於清代末年。 光緒九年（1883）， 吳大澂完成《說文古籀補》 的編纂工作， 該書收錄了古璽文字 570 多個， 代表了當時人們對古璽文字研究的水平， 為後人研究古璽文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5 年丁佛言編纂的《說文古籀補補》 和 1935 年強運開編纂的《說文古籀三補》都是在吳書的基礎上編訂而成的， 對古璽文字的考釋都有涉獵。 此後，學術界對古璽印的研究發展比較緩慢。 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 學術界對古璽的研究才重新熱烈起來。 1958 年吳朴堂整理的黃賓虹遺着《賓虹草堂璽印釋文》 在上海出版， 這是第一部以考釋古璽文字為主的專着。 該書對許多古璽文字的釋讀精審準確， 對古文字學界研究古璽文字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此後， 關於古璽文字的考釋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 其中也涉及到對古璽的分域問題。 如： 朱德熙、 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 1972. 1） 解決了一些古璽中的疑難字。 1973 年兩位先生又發表了《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 1973. 12） 一文， 論證了戰國時期以“ ” 為“官” ， 考釋出古璽中的“官” 字以及從“官” 的字。
1978 年史樹清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從“夏虛都” 三璽談夏朝的都城》，考證了“夏屋都左司馬” 、 “夏屋都丞” 以及“夏屋都司徒” 三方璽，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討論。 1980 年黃盛璋在《河南文博通訊》 發表《所謂“夏虛都” 三璽與夏都問題》 的商榷文章。 1978 年朱德熙在中國古文字第一屆年會上提交《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 字》 一文， 考釋出古璽中的“者” 和“都” 字， 對古璽文字有不少創見。 1979 年葉其峰在《故宮博物院院刊》 發表《考釋幾方工官印》。 1979 年和 1980 年石志廉分別在《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發表《館藏戰國七璽考》 和《戰國古璽考釋十種》， 介紹和考證了一些官璽， 對釋文也提出了一些寶貴的見解。 1979 年在第二屆古文字年會上， 於豪亮提交了《古璽考釋》 一文，對“長平君相室璽” 等四方古璽進行了考證。 1980 年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 》（《考古學報》 1980. 3） 一文發表， 該文結合其他古文字材料， 考釋出古璽中不同國家之間“市” 字的結構， 實屬古文字考釋的典範之作。 1980 年馬國權在第三屆古文字年會上， 提交了《古璽文字初探》一文， 對古璽文字的源流、 特點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總結。
八十年代以來， 有關璽考釋方面的文章層出不窮。 如： 李家浩的《戰國時代的“冢” 字》（《語言學論叢》 1981、 7） 考釋出古璽中的“冢” 字。曹錦炎的《釋 》（《史學集刊》 1983. 3） 一文， 考釋出古璽中的“犢”字以及從犢聲的一系列字。 裘錫圭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10 輯）， 考釋出古璽中的“脂” 、 “ ” 等字以及從這些字或偏旁的一系列字， 發明創見很多。 還有如： 羅福頤的《對古印章的認識》（《西泠印叢》 1981. 3）、 陳漢平的《釋古璽文“堂” 字》（《考古與文物》 1982. 2）、 王人聰的《古璽考釋》（《古文字論集（初編）》 1983）、曹錦炎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 1985. 4）、 何琳儀的《古璽雜識》（《遼海文物學刊》 1986. 2）、 王輝的《古璽釋文二則》（《人文雜誌》1986. 2）、 陳漢平的《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86. 2）、徐寶貴的《戰國古璽文字考釋五則》（《松遼學刊》 1988. 2）、 石志廉的《戰國古璽文字考釋十一種》）（《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1989. 13-14）、 裘錫圭的《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中國文物報》 1989. 1. 20）、 吳振武的《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 1989 年第 17 輯）、 劉釗的《璽印文字釋叢（一）》（《考古與文物》 1990. 2） 和《璽印文字釋叢（二）》（《考古與文物》 1998. 3）、 李家浩的《戰國官印考釋（二篇）》（《文物研究》1991. 7）、 李學勤的《中國璽印的起源》（《中國文物報》 1992. 7. 26）、 施謝捷的《古璽印考釋五篇》（《印林》 1995 年第 16 卷第 2 期） 和《古璽文字考釋五篇》（《南京師範大學學報》 1996. 4） 以及《古璽印考釋十篇》（《印林》 1996 年第 17 卷第 2 期）、 徐在國的《古璽文字八釋》（《吉林大學古籍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8） 和《“信士” 璽跋》（《古漢語研究》 1998. 4） 及《戰國官璽考釋三則》（《考古與文物》1999. 3）、 白於藍的《古璽文字考釋（四篇）》（《考古與文物》 1999. 3）、吳良寶的《璽陶文字零釋（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輯）、 魏宜輝、 申憲的《古璽文字考釋（十則）》（《東南文化》1999. 3）、 譚宏姣的《中國古璽文字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 2000. 4）、劉信芳的《古璽試解十則》（《中國文字》 2000 年第 26 輯） 等等。 以上這些文章， 雖然都是以考釋古璽文字為主， 但也間或談及對古璽的分域問題， 都是對戰國古璽進行分域集釋的重要參考資料。
真正從理論上和文字考釋方面對古璽分域最早進行探討的當屬李學勤。 1959 年《文物》 第 7—9 期連載了李先生的《戰國題名概述》， 該文對傳世的重要古璽第一次按地域介紹了其特點， 從而揭開了古璽分域研究的序幕。 從此， 很多學者開始站在分域的角度對古璽進行文字的考釋和研究。 如： 石志廉的《戰國古璽考釋十種》（《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 2）、 葉其峰的《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 3）、 趙超的《試談幾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2. 6）、 李學勤的《楚國夫人與戰國時代的江陵》（《江漢論壇》 1982. 7）、黃盛璋的《“匈奴相邦” 印之國別、 年代及相關問題》（《文物》 1983. 8）和《戰國“江陵” 璽與江陵之興起因沿考》（《江漢考古》 1986. 1）、 湯余惠的《楚璽兩考》（《江漢考古》 1984. 2）、 李家浩的《楚國官印考釋（四篇）》（《江漢考古》 1984. 2）、 朱德熙的《釋桁》（《古文字研究》 1985 年第 12 輯）、 鄭超的《楚國官璽考述》（《文物研究》1986. 2）、 胡仁宜的《“大莫囂” 古官璽》（《文物》 1988. 2）、 牛濟普的《秦印瑣記》（《中原文物》1988. 4）、 蕭高洪的《秦印的特點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江西文物》1990. 3）、 王輝的《秦印探述》（《文博》 1990. 5）、 葛英會的《戰國齊“徒氓” 與“爰土易居”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1991 年第 15-16 期）、 劉釗的《楚璽考釋（六篇）》（《江漢考古》 1991. 1）、 牛濟普的《楚系官璽舉例》（《中原文物》 1992. 3）、 邵磊的《秦代印章初探》（《印學論壇》 1993年） 和《戰國古璽分域叢談》（《南方文物》 1996. 4）、 董珊的《古璽中的燕都薊及其初封問題》（《江漢考古》 1993. 4） 和《秦郝氏箴言款考釋》（《中國篆刻》 1997. 4）、 曹錦炎的《釋楚國的幾方烙印》（《江漢考古》 1994. 2）和《上相邦璽考》（《中國文物報》 1995. 12. 17）、 羅運環的《論楚璽及其它》（《江漢考古》 1994. 4）、 王人聰的《考古發現所見秦私印述略》（《南方文物》 1994. 4）、 吳振武的《古璽和秦簡中的“穆” 字》（《文史》 1994年第 38 輯）、 任隆的《試論秦官印及其藝術特色》（《文博》 1996. 6）、 何琳儀的《燕璽簡述》（《北京文博》 1996. 3）、 王人聰的《秦鄉印考》（《中國文物報》 1996. 2. 4）、 施謝捷的《釋戰國楚璽中的“登徒” 複姓》（《文物資料》 1997. 4）、 韓自強、 韓朝的《安徽阜陽出土的楚國官璽》（《古文字研究》 2000 年第 22 輯）、 吳榮曾的《對幾方秦漢印章的考述》（《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年）、 陳松長的《湖南省博物館藏出土璽印分期淺論》（《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2000） 等幾十篇學術論文， 都對古璽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時也有一些專着涉及到古璽的分域問題， 如羅福頤的《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 1981）、 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陳世輝、 湯余惠的《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8）、 何琳儀的《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 1989） 和《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曹錦炎的《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6）、葉其峰的《古璽印通論》（紫禁城出版社， 2003） 等等十幾部。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古璽文字考釋方面的論文對古璽分域研究也有涉獵， 如： 李家浩的《戰國時代的“冢” 字》（《語言學論叢》 1981. 7）、 尤仁德的《春秋戰國八璽考釋》（《考古與文物》 1982. 3）、 裘錫圭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10 輯）、 朱德熙的《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8 輯）、 吳振武的《戰國“廩” 字考察》（《考古與文物》 1984. 4） 和《戰國璽印中“虞” 和“衡鹿” 》（《江漢考古》 1991. 3） 及《戰國璽印中的“申屠” 氏》（《文史》 1992 年第 35輯） 和《陽文秦印輯錄》（《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文大學， 2000）、 曹錦炎的《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1985. 4）、 陳漢平的《古文字叢釋》（《出土文獻研究》 1985）、 湯余惠的《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 1986 年第 15輯）、 王輝的《古璽釋文二則》（《人文雜誌》 1986. 2） 和《秦印探述》（《文博》 1990. 5） 及《秦印考釋五則》（《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2000）、 王人聰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官印略考》（《故宮博物院院刊》 1987. 3）、 韓自強的《安徽阜陽博物館藏印選介》（《文物》1988. 6）、 徐寶貴的《古璽文字考釋五則》（《松遼學刊》 1988. 2） 和《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中國文字》 1991. 15）《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七篇》（《考古與文物》 1994. 3）、 施謝捷的《“印” 之別輯》（《西泠印叢》 1989. 4）和《古璽印考釋五篇》（《印林》1995. 16. 2） 等近十篇論文、 裘錫圭的《“諸侯之旅” 等印考釋》（《文物研究》 1990. 6）、 何琳儀的《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 1992 年第 19 輯） 和《古璽雜識再續》（《中國文字》 1993 年17 輯） 及《戰國官璽雜釋》（《印林》 1995. 16. 2）、 劉釗的《釋戰國“右騎將” 璽》（《史學集刊》 1994. 3） 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讀後記》（《中國篆刻》 1997. 4） 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 釋文訂補》（《中國文字》 1998. 24）、 李家浩的《戰國官印考釋兩篇》（《於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王人聰的《戰國官印考釋兩篇》（《於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 徐在國的《“信士” 璽跋》（《古漢語研究》 1998. 4） 和《戰國成語璽考釋四則》（《中國古文字研究》 第 1 輯，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及《戰國官璽考釋三則》（《考古與文物》 1999. 3）、 吳良寶的《璽陶文字零釋（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第 1 輯）、魏宜輝、 申憲的《古璽文字考釋（十篇）》（《東南文化》 1999. 3）、 劉樂賢的《古璽漢印複姓合證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 輯）、 董珊的《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一七方》（《中國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第 1 輯）、 白於藍的《古璽文字考釋（四篇）》（《考古與文物》 1999. 3）、 譚宏姣先生的《戰國官璽文字考釋兩篇》（《考古與文物》 2000. 4）、 劉信芳的《古璽試解十則》（《中國文字》2000. 26）、 葉其峰的《戰國官署璽》（《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 2000 年） 等等。以上所列的論文和專着， 只是有關古璽研究眾多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由於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舉， 它們都是學者對某一方璽或某幾方璽的考釋或分域研究的成果， 有的對戰國古璽的分域研究從理論上進行了介紹， 有的從文字的構成特點入手對分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都有獨到之處， 為我們對戰國古璽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幫助。
戰國時期在諸侯紛爭的舞台上除了所謂的戰國七雄以外， 還有不少弱小國家加入其中， 有些國家的官制和風俗習慣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風格等很相近， 而且不同國家的官制和風俗文化往往交織在一起， 這為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近百年以來， 學術界對戰國文字進行分域研究應該首推王國維， 他最早將戰國文字分為東土、 西土兩大區域。 他在《史籀篇疏證序》 中云： “《史籀篇》 文字， 秦之文字， 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 至許書所出古文者， 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 ”① 其後，唐蘭把戰國時期的秦文字與春秋時期的秦文字以及秦代的小篆總稱為秦系文字， 而把東方各國的文字稱為六國文字。② 新中國建立以後， 許多學者對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學勤《戰國題名概述》將戰國文字分為兩周題銘、 齊國題銘、 燕國題銘、 三晉題銘、 楚國題銘和秦國題銘六個部分，③ 對戰國文字的分域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 採用《題銘》 的五分法， 但並不以國家分類， 而以地區分類， 即以‘系’ 分類。 一系之內既可以是一個國家的文字， 如‘燕系文字’ 、 ‘秦系文字’ ， 也可以包括若干國家的文字， 如‘齊系文字’ 、 ‘晉系文字’ 、 ‘楚系文字’ 等” 。④ 曹錦炎則將上述的二分法和五分法結合在一起。 他認為戰國文字“從總的方面來說， 當時的文字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東土、 西土兩大區域， 五個系， 也就是先分區域， 後分系。⑤ 在對戰國古璽進行分域研究時， 我們將採用何氏的劃分方法， 也就是不依國家分類， 而是根據地區進行分類， 把戰國古璽按照五個大系對官璽、 私璽和吉語格言璽等分別進行分、 歸類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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