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公元1880-1960年），原名壽祺，後更名禔，字維季，號福庵，以號行，別署鋤石農、微幾、屈瓠、印佣、石奴、羅剎江民，性素寡言，70歲後自號持默老人，久居上海，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王福庵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其高祖為書聖王羲之，祖父王言為琅琊王氏武林支系第十五世孫，嘉慶戊寅恩科舉人。
父親王同於光緒丁丑科（1877年）高中進士，曾任刑部派駐福建、江西司主事。因當官非其平生所願，以母親病故丁憂歸家，後再不入仕，以教書、考證校勘金石碑版、著書立說為樂。歷梅青、黽山、塘棲、慈湖、紫陽等各書院山長。王同育有三子，其長子王壽摶為光緒丁酉科舉人。二子王壽保雖無功名，然工書，寫墨梅得金農法，偶亦刻印，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其三子便是王福庵。
在濃厚的家庭文化環境熏陶下，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學，對金石書刻的癖好深入骨髓。他曾說自己年僅12歲時即沉醉於玩刀弄石，甚至被父輩苛責，恐其荒落舉子業。他卻性近嗜深，愛好印章, 見丁（敬）汪（啟淑）兩氏印譜, 輒心儀焉，明知有荒廢學業的可能，卻仍然樂此不疲。
少年王福庵結識了長其14歲的杭州金石書刻家鍾以敬。鍾氏善篆刻，法西泠諸家，印風精整雋雅。在其留下的印作中，有宗陳鴻壽的，有仿趙之琛的，有擬趙之謙的，各印均深得神似，故當時同道推為浙派巨擘。其時雖負盛名，但對後學王福庵卻熱情勉勵，真情相待，遂結忘年之交。其在“庶有達者理而董之”一印的邊款中刻道：“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於獵碣尤得古奧之致。己酉孟春摘許書後序語屬鍾敬治印”。
20世紀初，剛過弱冠之年的王福庵任教於錢塘學堂——即後來的崇文書院，得閑經常與有共同愛好的丁輔之相聚於西泠孤山，切磋藝事不知疲倦。這丁輔之雖然不是丁敬的後人，但卻是杭州著名的古籍版本學家和金石書畫大收藏家丁申——八千卷樓主的後人。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王福庵和丁輔之經常在西泠雅會，慢慢地又吸引進年歲稍長但同氣相求的葉為銘、吳石潛。
光緒三十年（1904年）夏，王福庵、丁輔之和葉為銘聚集於西泠孤山之人倚樓，各出所藏古印鈐拓集古印譜，於閑談中探討印學，遂有謀創印社之舉。吳石潛聞風，隨之響應。四位中青年志同道合，諸如謀地、籌資、徵集文物、立碑、勒銘造像、規劃園林布置、興建樓舍等等，皆同力為之。經蓽路藍縷十年之久，西泠印社終於宣布正式成立。
印社建成，4位創始人不居功自矜，皆自謙不願為首，遂推聘年高望重的吳昌碩為首任社長。吳缶老在其《西泠印社記》中寫道：“社既成，推予為之長，予備員，曷敢長諸君子……”缶老謙稱自己是印社的備位之員，此中可看到諸賢互尊互重、互相謙讓的君子高風，令後人仰佩不已。王福庵與吳缶老在組建印社過程中結成至交。印社中的《觀樂樓碑記》由吳缶老書丹，而請王福庵篆碑額，珠聯璧合，相映生輝。吳缶老擅篆書而謙讓，推邀王福庵篆額，同寫一碑，可知兩人交誼深厚，亦可知其時王福庵的玉箸篆已獨立成格，為世人所共賞。
王福庵幼受庭訓，耳濡目染，經常參與其尊翁著書、編纂、考證等學術活動，自少素養蘊蓄，打下了堅實的舊學基礎。說來也是奇怪，這王福庵除精通篆刻，嗜好金石書畫外，他還受到晚清西學東漸的影響，自學算術，竟精通了西方高等數學及土木工程測繪技術。王福庵成了不可多得的時才。鋪設滬杭鐵路時，他辭去教席，任職於滬杭鐵路局。在隨後的數年中，他奔波於滬杭、湘鄂路局之間。除測繪和計算土木工程，他還時常為友人寫字刻印。對那時自由自在的漂泊生活，他曾刻過一方“幕天席地”的印以自況。
1915年，王福庵輯成了他的第一部印譜——《羅剎江民印稿》，印譜所收之作皆為湘、鄂鐵路局供職時所刻。那時王福庵年僅三十五六歲，個人風格尚未形成，還處在轉益多師階段。視其印面章法、篆法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漢古璽及明清諸家，如白文仿陳曼生、趙次閑、吳讓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趙撝叔等。此譜只鈐印面，未拓邊款，全8冊, 共收入254方印蛻，可謂洋洋大觀。此譜一出，求書求刻者絡繹不絕，王福庵遂名聲大噪於湘楚川漢之間。
王福庵精擅篆刻與高等數學的名聲傳到了北京。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於民國政府印鑄局為技正，那相當於工程師的職務，同事者有唐醉石、馮康侯等。1924年，王福庵又應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該會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參與《金薤留珍》印譜的鈐拓。那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王福庵縱然出身於書香門第，但還只是一介平民，就是早出生幾十年，就是高中了狀元，他也未必得睹大內收藏的歷代古璽珍品。王福庵於印學道行已深，這次經手鈐拓《金薤留珍》，盡情欣賞了明清兩朝帝王的璽印收藏，這不僅讓他廣開眼界，也成就了他為國民政府刻制大印之舉。
1928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王福庵隨印鑄局南下。由於看不慣官場的腐敗，也由於秉性使然，此時王福庵的內心涌動起一股甘為閑雲野鶴的情懷。這種不願為官，想往鬻印自給的願望日益強烈, 並常常反映在書刻作品中, 如“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等等。
1930年底，王福庵決意引退，雖獲上司再三挽留，而其去意已定。他將眷屬悉數遷滬，在四明村置屋一所，日夕鑽研其間，所詣益進。此時所作“青鞋布襪從此始”一印傳遞了他的心態。他在是印的邊款中刻道：“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滬，遂心閑神怡。”王福庵又在“不使孽泉”一印的邊款中刻道：“庚午冬月辭官來滬，賣字度日，刻此識之。”
那是段黃金時日，王福庵心無旁騖，專攻藝事，個人面目日臻完善。其印初宗浙派，後又益以皖派之長，復上究周秦兩漢古印，自成體貌。整飭之中，兼具蒼老渾厚之致。偶擬明人印格，亦時有會心。尤精於細朱文多字印，同道罕與匹敵，於近代印人中，允稱翹楚。沈禹鍾《印人雜詠》有詩詠之：法度精嚴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諳。並時吳趙能相下，鼎足會分天下三。
8年抗戰勝利後，王福庵與寓居滬上的丁輔之與葉為銘一起返回杭州西泠，所幸社址基本無恙。他們一面修繕房屋、整理物品外，又積極計議恢復開展社務活動，最主要的是要把社長人選確定下來。那時吳昌碩早已作古，而王福庵、丁輔之和葉為銘仍彼此謙讓，誰也不肯擔任社長。
由於王福庵曾在北京主持過印鑄局工作，他想到了當時在北京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因此，當王福庵一提出請馬衡擔任社長，立刻得到丁輔之、葉為銘與其他社員的贊同。經過函電磋商，馬衡也同意了。那年舉辦了西泠印社成立40周年大會暨重陽節雅集。因抗戰中斷了8年，那次雅集到會的社員也特別多。
之前，有記者和丁輔之、王福庵等幾位先生在四照閣品茗，談到請馬衡作社長事。記者問道：“我真不明白，你們幾位先生辛辛苦苦辦起了西泠印社，而大家卻不肯當社長，一定要請別人？”一貫沉默寡言的王福庵莞爾笑道：“我們創辦印社，並不是想當社長啊！”
1949年後，王福庵步入古稀之年，然而壯志不衰，於書於印，仍矻矻以求，曾刻“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多”字印自勉。他先後受聘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和上海中國畫院畫師，並在1955年任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籌委會主任。
1952年3月, 王福庵門人吳朴堂手拓輯得《糜研齋印存重輯本續》(1冊)，收入王福庵所刻閑章77方。這些印大都是王福庵曩昔隨興奏刀，有些將成未竣，有些還未作最後修整，故為前譜所無。
1953年, 上海宣和印社出版了《福廠老人印集》（1冊），其中收印75方，內錄之印皆為丁仁、秦康祥、樓邨、張石園、方約、任書博等好友所作的名號和鑒藏之印。至此以後，王福庵因年老力衰，目力不濟，刻印漸少，不久便封刀了。王福庵為了弘揚書藝印學這一中華國粹，讓後學有更多的資料可借鑒，他親自捧了內收印蛻8875方的《福廠印稿》101冊，捐贈於上海圖書館。
就在王福庵去世前一年的1959年，他又將畢生所刻精品閑章300餘方捐贈於上海博物館。1960年初春，81歲高齡的王福庵不幸患前列腺腫瘤，手術未愈而辭世，藝林為之震痛。上海市文化局隆重為其舉喪於龍華殯儀館，四方前來追悼祭奠者逾千人。王福庵歸道山後，家屬遵其遺願將其書、畫、印、譜、扇面等2768件捐贈予他親手創建，又使他夢魂縈繞的西泠印社。
其傳世遺著有《福庵藏印》、《羅剎江民印稿》、《糜研齋印存》、《糜研齋印存重輯本》、《糜研齋印存重輯本續》、《福庵印稿》，以及《說文部屬檢異》和《糜研齋作篆通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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