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咸豐年間，江南印壇依然籠罩在濃厚的浙派印風中，而此時丁敬、蔣仁等浙派初期質樸淵雅的氣息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趙之琛精巧純熟程式化的風格，趙氏已成為印人們頂禮膜拜的偶像。
浙派篆刻技法因循相襲，當一事物發展到窘困極致之際，需要“窮則變”，不變則壅、則衰、則亡，唯有變則通、變則新，方能貫通、發展和興旺。幸運的是浙派晚期出現了一位力挽狂瀾、拯時救弊的睿智印人——錢松。
錢松（1818-1860），字叔蓋，號耐青。浙江杭州人。為五代吳越國創始人錢鏐的後裔，與篆刻家胡震、文友范守和、范守知兄弟等相契，為諸友篆刻最夥。咸豐十年（1860）二月末，李秀成率太平軍攻陷杭州，錢松與家人仰藥，闔門殉難。一朵盛開絢麗藝術之花的秀木也隨之凋謝，令人扼腕。
錢松善書畫，書工篆隸，山水近南宋江參。但最為人稱道的是篆刻藝術。錢松刻印雖由陳豫鍾入手，而胎息於兩漢。早年楊峴趨錢寓，見其案頭有汪啟淑《漢銅印叢》六冊，鉛黃凌亂，便問何以至此。錢松稱：“此我師也，我自幼初學篆刻即逐印模仿，年復一年，不自覺模仿幾周矣。”錢鬆手摹漢印二千鈕，使他深諳爛銅印凝重斑斕、渾樸醇郁的特徵。
趙之琛見其作品驚嘆道：“此丁、黃後一人，前明文、何諸家不及也。”著名印學家魏稼孫也極力推許錢松，稱：“余於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蓋錢先生”。就連孤高的趙之謙也稱讚說：“與予同志者杭州錢叔蓋一人而已”。
對於浙宗前輩的篆刻藝術特徵，錢松有清醒的認識，他曾高度概括道：“國朝篆刻，如黃秋庵之渾厚，蔣山堂之沉着，奚蒙泉之沖淡，陳秋堂之纖穠，陳曼生天真自然，丁鈍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則直沿其原委秦、漢，精賞者以為何如?”對自己規避時俗、直承秦漢，貌似浙而實非浙的風貌作了最坦率的表白。
綜觀錢松作品，最富創新的是其刀法。他常常卧桿淺刻，輕淺取勢，將碎切與披削相交融，刻一根印文線條往往要以幾十次碎切刀法來完成，宛若春蠶食桑葉，富有積點成線的拙澀、凝結感，鈐於紙上能神奇地產生出浮雕般的立體效果，令識者玩味無窮，在古今印人中堪稱典範。因錢松鐫刻的線條過淺，不易鈐拓，竟有印主囑咐其加深之，亦為印壇趣聞。
與丁敬以下其他西泠六家相較，蔣、黃、奚、陳皆多吸取、依附於鼻祖丁敬，雖有提純與局部的創新，但仍在丁敬開創的浙派大框架中作取捨優遊。技藝越來越精純，而道路卻愈加狹窄。錢松的高明在於雖身處浙派氛圍中而不被其所囿，以浙派之師而師之，以博大精深的兩漢印為依託，並輔以獨創的披削短切刀法，使線條的形態、質感與印章的氣韻得到全面升華，獲得與其他浙派印家迥異的藝術效果。而對於當時“浙宗後起而先亡者”之論，錢松的獨闢蹊徑也正好作為有力的回駁。他追求篆刻藝術自然、渾樸的真趣、豐富，提升了切刀技巧與表現力，對咸豐以後篆刻藝術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事實上倘不是因地緣之故而被時人屈尊地推為西泠八家之席，若以藝術理念和創作技法作全面的考察，錢松無愧是一位非浙非皖、去其依傍、自辟新格的創新型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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