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印坛依然笼罩在浓厚的浙派印风中，而此时丁敬、蒋仁等浙派初期质朴渊雅的气息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赵之琛精巧纯熟程式化的风格，赵氏已成为印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浙派篆刻技法因循相袭，当一事物发展到窘困极致之际，需要“穷则变”，不变则壅、则衰、则亡，唯有变则通、变则新，方能贯通、发展和兴旺。幸运的是浙派晚期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拯时救弊的睿智印人——钱松。
钱松（1818-1860），字叔盖，号耐青。浙江杭州人。为五代吴越国创始人钱镠的后裔，与篆刻家胡震、文友范守和、范守知兄弟等相契，为诸友篆刻最夥。咸丰十年（1860）二月末，李秀成率太平军攻陷杭州，钱松与家人仰药，阖门殉难。一朵盛开绚丽艺术之花的秀木也随之凋谢，令人扼腕。
钱松善书画，书工篆隶，山水近南宋江参。但最为人称道的是篆刻艺术。钱松刻印虽由陈豫钟入手，而胎息于两汉。早年杨岘趋钱寓，见其案头有汪启淑《汉铜印丛》六册，铅黄凌乱，便问何以至此。钱松称：“此我师也，我自幼初学篆刻即逐印模仿，年复一年，不自觉模仿几周矣。”钱松手摹汉印二千钮，使他深谙烂铜印凝重斑斓、浑朴醇郁的特征。
赵之琛见其作品惊叹道：“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著名印学家魏稼孙也极力推许钱松，称：“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叔盖钱先生”。就连孤高的赵之谦也称赞说：“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
对于浙宗前辈的篆刻艺术特征，钱松有清醒的认识，他曾高度概括道：“国朝篆刻，如黄秋庵之浑厚，蒋山堂之沉着，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纤秾，陈曼生天真自然，丁钝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精赏者以为何如?”对自己规避时俗、直承秦汉，貌似浙而实非浙的风貌作了最坦率的表白。
综观钱松作品，最富创新的是其刀法。他常常卧杆浅刻，轻浅取势，将碎切与披削相交融，刻一根印文线条往往要以几十次碎切刀法来完成，宛若春蚕食桑叶，富有积点成线的拙涩、凝结感，钤于纸上能神奇地产生出浮雕般的立体效果，令识者玩味无穷，在古今印人中堪称典范。因钱松镌刻的线条过浅，不易钤拓，竟有印主嘱咐其加深之，亦为印坛趣闻。
与丁敬以下其他西泠六家相较，蒋、黄、奚、陈皆多吸取、依附于鼻祖丁敬，虽有提纯与局部的创新，但仍在丁敬开创的浙派大框架中作取舍优游。技艺越来越精纯，而道路却愈加狭窄。钱松的高明在于虽身处浙派氛围中而不被其所囿，以浙派之师而师之，以博大精深的两汉印为依托，并辅以独创的披削短切刀法，使线条的形态、质感与印章的气韵得到全面升华，获得与其他浙派印家迥异的艺术效果。而对于当时“浙宗后起而先亡者”之论，钱松的独辟蹊径也正好作为有力的回驳。他追求篆刻艺术自然、浑朴的真趣、丰富，提升了切刀技巧与表现力，对咸丰以后篆刻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事实上倘不是因地缘之故而被时人屈尊地推为西泠八家之席，若以艺术理念和创作技法作全面的考察，钱松无愧是一位非浙非皖、去其依傍、自辟新格的创新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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