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聽評書，看戲劇，對官印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崇敬，因為一方小小的印章代表的無上的權力。成年以後，當年入學、轉戶口、辦糧食關係，還需要開介紹信，“有關單位”不蓋章什麼都辦不了，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印章的威力。
官印始於何時，史界仍無定論，最早發現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古董家董浚在其《鄴中片羽》中著錄了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三顆銅質印璽（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面對這一驚人的考古發現，當時一些著名大學者，如於省吾、饒宗頤、容庚等，都認為這三枚“古璽”為商代之物，都曾力圖破譯其文。然而這三枚古璽出土情況不詳，實在蹊蹺，不知其原來存在的地層。且後來安陽殷墟多次科學考古挖掘，卻再也沒有出土類似的古璽印了，無旁證可引，更顯其珍貴。
徐暢先生《商璽考證》一文，在總結前賢之說的基礎上，以三枚銅璽的銘紋與大量類似紋飾的商代青銅、樂器、兵器、食具作對照，又結合甲骨文、金文等，破解其印文，同時還考證其性質、具體時期、使用者身份等，確認這是商代古璽。
雖沒有見過實物，但細看照片，古樸非常，顯然與秦以後的印章大有不同，必屬上古之物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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