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以古籍载体的形式而存在,藏书大家与世家功德无量。现在来看,藏书是一种不断被发掘出来的文化。古今藏书大不相同。“藏”之目的就是为了用,不完全在藏,纯粹藏之深阁,难得一见,就失去价值和意义了,所以有人说,“藏坏不如看坏”。今人藏古籍很多是为了市场增值,作为一种精明的投资,不过借用一点文化的名义而已。
藏书自然少不了藏书印,一如书画鉴赏,长卷上盖满了朱印,成为历史的见证。据史料记载,藏书印始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有“贞观”连珠印,唐玄宗李隆基有“开元”连珠印。到了五代,李后主有“建来文房”印,再后来到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有“秘阁图书”印,以上皆为皇帝所拥有,自然很有名。私人藏书家逐步兴起,大量使用藏书印,如李泌“邺侯图书”,钟绍京“书印”,李泰“龟益”等。明清之际,藏书活动与篆刻艺术都有很大发展,藏书印应用更加广泛。藏书讲究版本,藏书印注重的个人情趣,藏书印既是印章的一个侧面,亦是古籍收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藏书印是藏书文化和印章文化的融合,既是文化烙印,也是历史朱记,并非只是“曾经过眼”。说到底,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往烟云。
藏书印是专门钤盖于书本图册等扉页,籍以表明图书所有权,同时也能传达自身个性情趣。首先要了解钤印的“规矩”。一页书中,不同藏书家盖印的位置孰先孰后?有大致规律可循:一般第一个盖藏书印的收藏者把印盖在从右数第一行下方的空白处,如第一行下方无空白处,则向左移至第二行;第二行盖印的藏书家把印鉴盖在前一位藏书家印鉴上方的空白处,如其上方无空白,则向左移一行,盖于本行下方,依此类推。若第一行上方往往为标题所占,下方无空白,则移至其页第二行上方的空白处,若仍无空白,或盖在次页、或盖在书籍印刷字体上。但不管怎样,线装书上的钤印不能影响到正文,应钤在首页正文的下方。一般说来,印的形状不宜太大,主要有长方形、方形及不规则形等。藏书印所显示的个人情趣,本质就是文化观念与品位。
说到藏书,自然要提到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有“四明范氏图书记”等大小十几枚藏书印,其中不乏精品。项子京所用斋号印有一字之差——“天籁阁”;较为常用。另外还有一方“项子京家珍藏”,许多古字画上都能见到。项氏藏印特别多,有的一件书画作品上甚至要盖几十枚,对书画破坏尤甚。这一点与乾隆可谓不相上下,兄弟一家,项子京以数量取胜,乾隆用的都是巨无霸,将书画白地填充满满当当,大煞风景。且看此印中的这一个“家”字,什么都看成自己家里的物事,“据为已有”,也难怪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既可以看出文人的高雅,喜爱之情,也有小人的自私与贪婪。
历代藏书印太多,可粗分为藏书用印和藏书家印两类稍加区分,其实界限也并不那么明显。过去藏书家就是大文人,也是诗人,也是书家,所以藏书印的形式和内容很丰富,有斋馆印,有姓名印,有专用的籍贯姓名印,也有拥有号斋馆、训辞杂语等多枚。
闲章常以某个诗句或短语明志,但也有不厌其烦,长篇大论的。清代史学家宁波人万贞一有“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卖,熟此自可供汝粥”的藏书印,爱书如命,但也苦了子孙后代。清末许益斋有一方藏书印:“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相比之下,对待藏书的态度,心境宽阔、豁达谦和。有的印文则更长,重点不完全在印章,而是内容记录。祁承(1563—1628),字尔光,号夷度,一号旷翁,浙江绍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出身于书香门第,楼名“澹生”,名其园为“旷园”,自号“旷翁”。清全祖望《旷亭记》说祁承“治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有旷亭,则游息之所也;有东书堂,其读书之所也”,“精于汲古。其所钞书,多世人所未见,校勘精当,
纸墨俱洁净”。祁氏有一方印刻了整整一首诗:“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体现了印主极度爱书护书之情,亦在训诫子孙要坚守良好的家风。清兵破南京、杭州后,祁承之子祁彪佳投水自尽,以身殉国,祁氏藏书从此散出。
“汲古阁”为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所用。毛晋(1599-1659),初名凤苍,字子九,号潜在,更名为晋,江苏常熟人。家境富饶而醉心于收藏,至今刻(抄)本仍为世所称颂。毛氏有一方长达56字的巨大藏书印,内容为:“赵文敏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殷,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告诫子孙需读其藏书,从中获益。若子孙把藏书卖掉,败坏了家声,则禽兽不如。个性鲜明表现得入木三分,不过他的子孙最终还是违背了这一告诫,“作薪煮茶,灰飞烟灭”。毛氏的这种告诫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来,如“毛氏藏书子孙永宝”印,这也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的愿望。现在面对商业大潮,各种千秋伟业变成及时行乐。而且很多已是电子书,好像不用再考虑这一点。收藏古籍说到底还是古人的。藏书较之印章来说,更倾向于古人的文化。现代印刷装帧设计,都是从畅销的角度考虑,并非流传久远。没有了版本区分,要说有的话,只有正版和盗版之分。
清代名词人朱彝尊诗词诗清雅迷人,藏书印看起来也特别明丽,不染尘俗,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心性,可谓印如其人。单单取一个“曝书亭”的斋号就殚精竭虑。“小长芦”以隶书人印,宇态飞扬,“曝书亭经籍”印文细而不弱,清雅飘逸,就如同他的诗风,品读之余,不由得会想起他的那首《卖花声·雨花台》词来:“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于。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鱼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栏。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竹坨”为椭圆形,两个字形紧凑,内部有错落,字形距离边框留白很大,疏朗雅致。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科博学鸿词,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曾参加《明史》纂修,后因疾未及毕其事而罢归。学识渊博,通经史,精通诗词古文,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
藏书印的亮点在于,一是内容体现的文化分量,二是形式与内容结合之后的分量,三是藏书家本人的文化份量,四是刻印者的分量。所以与对待一般的篆刻创作评价不尽相同。临习篆刻名家印谱时,注重的是技法,对内容以及内容之后的背景关注相对较少。对藏书印的赏读,将有助于了解某个篆刻家交往的圈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过去文人、书人、诗人和藏书家基本上是重叠的,历代文人墨客大多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留下自己喜欢的印章,真正藏书家对藏书印章尤为看重,希望拥有专属的藏书印,以便在自藏古籍上钤盖印记,所以每一枚藏书印都可能是藏书家精心设计出的得意之作。通过印文内容,可以看出个人气质、追求、境界、造诣,可以了解藏书家的经历、情趣、品质等多方面信息。大多藏书印旨在表明两点,一是说明该书归属,二足以藏书印上的内容,展现自己、教育后代。所以很多藏印内容最终往往超出单纯的标记范围,成为抒发情怀、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比如俞平伯的藏书上多用“衡芷馆夫妇藏书画记”,说明夫妻情深。好书得来不易,保藏更加困难,故常见“x x珍藏”之类,类似金文中的“子子孙孙永宝”。像“借书不孝”、“窃书非雅贼”、“勿以鬻钱,勿以借人”、“悔不十年读书”、“每爱奇书手自抄”等皆各有寓意。藏书印见证了藏书家在世俗生活之外着意营造 一个新的世界。
一些印章虽为大藏家所有,但刻印作者可能名不见经传,然而这并不奇怪,因为重视的是号记作用,是判定占籍真假,以及见证流传有序的文化标识。这一方方藏书印包含异常丰富的事迹与内涵,历史积淀沉甸甸的,已非单纯的技法所能衡量。元末明初,篆刻创作处于低谷,其实也可以说是高潮前奏。明清流派印中,对当今印坛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清代,尤其是晚清。如果说晚清属“果”的话,必然有“因”,前奏曲非常重要,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出现,偶然中有必然。比如“天一阁”的藏书用印“少明”、“昆仑山人”两印的结宇处理很别致,“中吴毛奏叔收藏书画印”、“木斋”、“木斋审定”、“茅坤”等印的篆法、章法处理,值得借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篆刻创作中是印面适应文字还是文字适应印面呢?看现在的大多情形,都是在适应印面,不惜损伤文字本身的美感。我以为首先应该强调文字本身,弯曲扭结,填满印面,失去自然,无论如何,都高明不到哪里去,搔首弄姿、削足适履非大家手笔。职业印人有很多的成熟和老练,但难免程序化。在“惯性思维”下运作,少了自然生趣。非职业印人按照刀法、章法和篆法等技法标准进行衡量的话,似乎存在很多不足,但往往可以出人意料,其中之闲趣、雅趣,尤能吸引人。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出自有一时盛名的大家之手的,则收藏价值更高。名家、名著、名石,锦上添花,不过这需要一种缘分,可遇不可求。“杭世骏印”、“大宗”为丁敬所刻,《西泠四家印谱》中有收录。两方“蒋如藻印”白文印,两方大小不一的朱文“孟宾”印,乃吴昌硕所刊。印以人贵,人以印显,鱼与熊掌兼得,自然是好事情。
只要有古籍还在,藏书印便在。有一些原印或许已遗失而不知所踪,却能从所藏古籍看到。藏书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雅事,与篆刻有相通之处,好书、好印,相互匹配,值得珍赏、珍藏,雅玩、雅赏、娱目、娱心,皆属“风雅事耳”。读书有书痴、书虫、书淫,印章有印瘾、印痴、印淫,到最后都是“有好都能累此生”。藏书是文人之癖,文人是书画家主体,很多藏书家便是书画收藏家或诗坛领袖。印章不但要关心材质,为何人所刻,更要看会不会用。好的印章不会盖也是常见之事,弄出焚琴煮鹤之类的恶俗之举。刻印之人面对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和别扭。除了刻印,盖印与养印也有很多讲究。有的人爱印之极,每次用完都要清洗,有的人多年不洗,随手一扔,落满灰尘。有的在一个小小的扇面上用几十个印章,花里胡哨,到底是过于看重自己的作品,太相信自己的智商,还是看不起别人的印章?人都会有一种传之干秋的念头,这个念头不能说不好,否则便不能传之干秋,关键是千秋大业还是千秋大梦。古籍与古印二者可结合起来,书中有印,印中有书,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字与文化,是文字让纸张和石头有了生命。文字是载体,让人的情感熔铸其间。普通的纸不过是一般物质,文字可以寄予人的思想,让自己的灵魂在上面跳舞。书因此有了思想,石头也有了灵性。纸张未发明之前,石材即是书写载体,二者之间有血缘关系。拓片是石材与宣纸相结合的产物,书俗称“白纸黑字”,如繁星满天,不变的是黑白两色。印虽有朱白之别,字迹或白或红,同样是二元世界。
将藏书印单独列出来赏读几方,不只是简单地感喟。实际上有一个重要启示——篆刻的历史文化含量,值得挖掘和思考。一般理解篆刻,总是觉得是一个附庸角色,比如书画用印只是辅助作用,实际上大错特错。一件作品少了印章便不完整,是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有人提出来很多书画家不会用印,不仅是数量,更重要体现在内容。好比一日,见某人写给女儿的信封上赫然写着“x x小姐收”——这成了文化衰落的见证。现今刻印,大部分是为了刻而刻,找词语刻,不正是说明文化缺失了吗?浏览历代藏书印,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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