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本身是一个“复合”系统。印蜕可以独立欣赏，印面也可以单独欣赏，边款亦可欣赏，整个原石也能欣赏，这些当然也能组合起来欣赏，构成了篆刻艺术的丰富性、立体性和层次性。
印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简单地来说，如果以字释意，“印”字的左半部是个“爪”字，即手，右半部是个“节”字，就是符节，也就是凭证，合起来就是手持符节，代表诚信。印石也是一种文化。印人对材质有一定要求，无论是田黄还是鸡血，抑或巴林等，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宋元以来，随着文人的大量参与，最终形成“金石书画”并称的文化洛局。
印文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记事，抒情要在记事的基础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有感而发。最佳者是两者的完美结合，生活中的感悟借助古典诗文的词句来表达，变得吸有意味。这一点，流派印大师的作品中很常见，所以印章百读不厌，最典型的莫过于吴昌硕和齐白石。如吴昌硕的“明月前身”“人生只合住湖州”，齐白石则有“一掷千金浑是胆”“寡交因是非”“叹平生在中年过了”“吾少清贫”“有衣饭之苦人”“客久子孙疏”“无君子不养小人”“老眼平生空四海”等，比比皆是，印章记录了他们一生的行迹。当后人读到这些印文时，立马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另一层文化内涵主要体现于边款。惯常以来，在印人当中有“诗书画印”一体性的说法，倡导印人成为“四绝”之人。其实“诗书画印”走到一起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书画、书印兼善者多见，“四绝”者屈指可数。就当下而言，诗人和印人显得专业性更强，似乎难度更大。诗人可能是书家，但书家未必是诗人；印人先要是书家，但书家未必是印人。彼此之间出现专业化隔阂，这无疑是篆刻缺少“诗意”的原因之一。说来说去，还是要回到个人修养的层面。
若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边款是“诗文书画”的极佳载体，乃是印人可以大展身手的经营空间，可以竭心尽力的用武之地，使得印章的文化内涵得到提升而愈加丰富。
在边款创作中有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代表人物。如何震以单刀刻边款，刀痕爆破壮观；“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边款文字长达数百字而能做到纤毫毕现；赵之谦首次以朱文魏书刻边款……此处选取邓石如、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邓散木、来楚生、简经纶和吴子复等人的边款若干，吉光片羽，由此领略先贤们不凡的创造力。用心之诚，心思之密，始终是吾辈之楷模。
邓石如令人印象深刻的边款莫过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一印，内容、布局和边款等相得益彰，诗情画意，由此成为旷世经典，从中可以领略其驱刀如笔的超凡之处。“新篁补旧林”款以行草刻就，与邓氏行草书风格高度统一；“陶然有余欢”的篆书边款自在从容，余韵徐歇；“心闲神旺”的隶书边款乃是一件缩小的书法四条屏；“意与古会”的边款更精彩，先隶而篆，方圆互动，其后更有两面行草书款字，一气呵成，神完气足，得以窥见邓氏于多体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完全就是一帧绝妙的书法小品。字形大小任意，相互配合中有反差对比，兴之所至，刀笔浑融。
赵之谦在边款方面有许多开创之举。除了前文提及的朱文魏书刻边款之外，还有汉画像、佛像等多元体裁的引入。篆隶魏楷无体不备，同时边款更是畅谈个人印学思想观点的小天地，最有名的莫过于“巨鹿魏氏”边款中的“古印有笔犹有墨，今人但有刀石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不但说到了刀石和笔墨的关系，更强调了于印学一道知音难求的肺腑之言。赵之谦于边款的经营已达到一种极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家”款宛如摩崖的微缩版。其阴刻魏书边款，不做修饰，从无雕琢之意，一任自然，完全就是北魏墓志的缩小版，功力之深令人咋舌，不得不对他在艺术方面先知先觉的敏锐度表示叹服。在赵之谦的手中，钢刀化为柔毫，坚石变成纸帛，可以任意挥洒，后世无人能够相颉顽。赵之谦留存于世的印章不过二三百，经典边款十余方，便足以雄视千古。
黄士陵印章边款中的书体变化较少，仅见“逸休堂”中以缪篆文字入印，笔意流畅，浑然一体。曾见一件黄士陵所刻胡开文墨锭，上有汉篆文字和《天发神谶碑》边款，于文字方面的应变能力令人赞叹。综合来看，黄士陵一生更多致力于印面文字的精选和布局，对边款稍有忽略，或者是有些作品不得见，难免以偏概全。其边款的主要成就在于刀法，迥出时流成一格。字形在隶楷之间，古朴端庄，自然大方，间或有篆隶穿插，耐人寻味。文字变化全凭刀法，慢则见篆隶遗韵，萧散淳朴，快则有行草笔意，暴风骤雨，间不容针，不管如何都是金石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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