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印論資料龐雜而分散，精華與糟粕並存，需要編者細緻辨別，去偽存真，汰除歷代印論中的剽襲之言和淺陋之見，杜絕謬種流傳，同時又必須盡量選取各種有價值的真知灼見。而《中國印論類編》的一大貢獻，是以深入細緻的比較和甄別，掃清歷史的種種塵積，吹沙見金，讓人們看到，歷代印論仍然是一座光彩奪目的文化寶庫。
祝竹
印論，發端於宋元，至明清而極盛。萬曆三十年以後，學者為印人譜錄作寫序跋，流為時尚。文人以篆刻為玩好，往往發為議論，著為各種形式的印說、印話，幾成一種專門之學。明代印論以高度的文學性為顯著特色，作者多有極高的學養，博涉多通，且精於辭章，為後世所不可企及。在印學品評上，則已初步形成體系。清代印論一方面受揚州學派影響，多了一些金石文字的考訂和文獻考據；另一方面，文人篆刻家參與撰寫的印論增多，議論也較之明代更為切實，而更貼近創作實踐。對篆刻創作中的篆法、章法、刀法等技法層面的探討不斷深入， 同時在印作的風格取向、創作態度、藝術品評等方面，也都有了理論性和實踐性較強的論述。這些關於印章創作本體的討論，對印論自身獨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清各種形式的印論著述，多有當時文化精英的關懷和介入，他們通於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思想潮流和文化時尚，又多精於詩文或書畫，學識淵深，故能立意高遠、文辭華美、蘊藉涵養，遂使印論成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
我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學習刻印，也一直關注中國古代印史、印論的有關文獻。過去閱讀前人的篆刻專著， 發現往往語多雷同，一段議論，各家同雲，弄不清是誰抄了誰。上世紀30年代，篆刻家蔡守在《印林閑話》中指出：“四部書中，莫若印論之書無聊。彼此剽襲，本無價值，往往有同一段文字，各書互見，且數典忘祖，不著稱引痕迹,其陋如此。而其論制度，談小學，管窺蠡測，舛謬更甚。”蔡守所描述的這種狀況，是印論領域 中的一種流弊。而黃惇先生《中國古代印論類編》的一大貢獻，是以深入細緻的比較和甄別，掃清歷史的種種塵積，吹沙見金，讓人們看到，歷代印論仍然是一座光彩奪目的文化寶庫。
黃惇先生於1994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印論史》一書。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印論史的著作，它填補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的一 個空白領域。在這本書中，他對古代印論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研究，還原了許多印論的歷史真貌。在印學理論這個被當代學者忽視的領域，黃惇明確地提出，篆刻藝術有自己的《文心雕龍》、自己的《書譜》、自己的《歷代名畫記》。他認為，明代萬曆年間周應願的《印說》，就是印學史上具有經典意義的印論著作。它代表了當時印學界對印章美的認識，可算是這一時代的“標幟”之作。但在歷史上，此書後來被楊士修節錄為《周公謹印說刪》，被趙宧光刪節為《篆學指南》流傳於世，甚至被移花接木，偽托成明代何震的《續學古編》的內容，而周應願《印說》本身卻少有人知。當我們原原本本地讀到周應願的《印說》以及許多今人不知的古代印論時，真的非常感謝黃惇先生對古代印學論著的發掘之功。
而百餘萬字的《中國古代印論類編》，是黃惇先生近三十年浸淫在印史、印論領域辛勤耕作的豐碩成果。黃惇先生從1982年讀研究生起，就開始對歷代印論資料做全面梳理摭選。自有文人論印始，直至近代，從歷代印論專著、篆刻專著、印譜序跋，到歷代文集、詩集；從筆記閑札、叢書彙編，到佚本、鈔本、手札，皆廣事採訪，旁搜遠紹，發掘了大批印海遺珍。因此，這部《中國古代印論類編》 取材之寬、文獻量之大和作者之眾，令人嘆為觀止。
歷代印論資料龐雜而分散，精華與糟粕並存，需要編者細緻辨別，去偽存真，汰除歷代印論中的剽襲之言和淺陋之見，杜絕謬種流傳，同時又必須盡量選取各種有價值的真知灼見，這就需要細緻而有分寸的研究和選剔。明清以來各類印譜的序跋，無疑是印論資源的寶藏。但幾百年間，題綴猥多，其中難免疵類。如著名的《學山堂印譜》、《賴古堂印譜》、《飛鴻堂印譜》， 其中序跋即有許多並不涉及印學，或阿諛作者，或摭拾前言，或只是吟風弄月，絺章繪句，而與印學無涉。捨棄那些無聊的文字而又絕不遺漏其中有價值的信息，既需識力，又需耐心，才能做出確當的選擇。而若干有價值的序跋，往往因為版本不同而文字上有所差異，有些題跋者收入文集時又有改動。於是，如何做出有價值的判斷，使編入的文字更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凸顯其理論價值，則更需要認真地比勘。那些零散的資料，看似無關宏旨，而一經整理歸類，其內含的價值和意義頓時豁然而明。此種沙裡淘金的功夫，挽救了許多長期被人冷落的散佚資料，誠為學者之幸，亦是古人之幸。還有許多冷僻資料，一般人難以得見的珍本、孤本和手抄本，常常能解決一些印史上懸而未決的問題，或者有利於深化對印風來源、印人取法、流派特徵、印作解讀等方面的認識。如第二編《論印人流派》中收錄了元明文集中不少關於文人與印人交往的資料，深化了我們對元代、明代印章審美觀念發展的了解。對印史上諸多代表性人物，如明之文彭、何震，清之程邃、趙之謙等，此編收錄的資料廣采文集，或詩集、札記、 墨跡等，遠遠突破了常見文獻。舉凡種種，在書中俯拾可見。而在有關印人的資料中，注意對名不見經傳的印人史料的鉤沉，註明與印人相關的印譜資料，展示了印論與印人、印史的密切聯繫。
《中國印論類編》的著錄方式，為分類彙輯。而所收文章注重章節的完整，力避割裂章句、掇取片斷的陋習，汲取了古人所稱的“裁篇別出之法”之“別裁法”。這種著錄方式，突出了學術自身的歷史性和系統性，是我國古籍整理中的優秀傳統之一。搜集群書，廣徵而博採之；薈萃眾說，精審而詳擇之。這種學術文獻資料的彙編，使人閱之能明其原委流變，使博大深沉的學術有條理可循，使散漫難求的書籍有倫類可指。初學者可以據此獲得系統而完備的知識，博雅之學者也可以藉此而啟發新知。學者欲參考一事，展卷可通古今之變，辨流派之別，明沿革之詳。其學術宗旨並不是簡單地保存歷史上各家著作的全貌，而在於從學科的立場，從研究者和創作者的需要出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使古代印論的整理更切實用。有些印論的內容不限一類， 而涉及兩個或數個目類者，則不避重見。這種“重複”是目錄學中所謂“互著”之法的一種變化應用，既顯示了古代論印文字雖簡而意象豐富的話語特色，同時這種重複亦有便於學人的利用。
全書分類，系統分明，鄭樵《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類例既分，學術自明。”而本編的分類，正體現了黃惇先生的學術思想。如《論印章審美》分列宗法、印與詩文書畫一體論、摹擬與反摹擬、自然天趣說、筆意論、印如其人說、巧拙與雅俗、寄託、情性、興到、寫意與傳神、印從書出論、印外求印論等18個專題，可視為黃惇對古代印章審美觀念的全面理解和概括。早在《中國古代印論史》一書中，黃惇先生就對中國古代印論關於印章審美觀的基本框架做了一個全面概括和系統闡述，將之與本編相參看，可發現黃惇先生用現代學術研究方法去解釋古典理論的睿智， 不難看出古典文學批評等諸多領域的研究方法對其所產生的影響。清初周亮工論印章說：“此道與聲詩同。”古代文人作印，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借用詩歌創作的審美法則，而印論的寫作，又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詩話、詞話的印記。古代印人多借鑒於詩，今之印人多借鑒於畫。這種區別，其實是篆刻藝術文人化和美術化的分野。緣於古代印論的特質,也緣於今人往往更注重印章美術化而忽視其文化內涵，黃惇對印章審美觀念的分類， 較多借鑒了古代文論的研究方法，例如郭紹虞先生編纂《中國歷代文論選》的方法，故本編不僅是資料彙編，也體現了黃惇對待印章審美的一種基本文化立場。其指引治學門徑的潛在意義，更不可低估。
《中國印論類編》在每個大的篇目面下，都有提要。 說明分類的目的和闡釋編者的印學觀點。對所選資料述其背景，尋其淵源，明其價值。 提要的文字雖短，但於平實簡易中，辨別源流，提示精要，簡賅而精當。學術研究和印章創作兩方面的讀者都能得到啟迪和引導。這又充分顯示了 黃惇先生在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兩方面的優長。黃惇先生既是當代一位傑出的篆刻家，又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以 自己的創作能力和治學經驗， 統攝和裁汰歷史上的印論資料，其意義就不單純是集輯資料從而把資料彙編的學術含量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這是前人所未及的。
前輩褚德彝先生曾說：“無論讀書習字，總覺後不如前，惟獨治印，愈後愈佳。”他是基於晚清以來的印壇狀況有感而發的。特別是晚清四大家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的出現，將中國古老的篆刻藝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將之類比，晚清以來， 對歷代印學文獻的發掘整理，將歷史上有影響的印論著作薈萃成專書，較重要的有三次：一是道光年間顧湘編刊的《篆學瑣著》（一名《篆學叢書》）；二是民國初年吳隱編輯刊印了《遁庵印學叢書》；三是現代黃賓虹、鄧實編印的《美術叢書》中收入為數不少的印論著作。他們為傳統印學理論的保存和傳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1985年，韓天衡先生編訂出版了《歷代印學論文選》，彙集了歷代重要的論印篇章，拓展了人們對印論的視野，並對當代印學研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其後黃惇先生出版了《中國古代印論史》，使古代印論的整理和研究走向 學術化，開闢了印論研究的新境界。而現在這部《中國印論類編》的編校整理，則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以當代學術眼光和理論意識，建築起一座古典印論大廈。因此，近代以來印學文獻整理彙集的發展，有如此的進步，這也可以算是褚德彝先生所說的“愈後愈佳”吧。
關於此書的校勘工作，也很值得一說。古代文獻資料的整理，其校勘的難度和工作量絕不低於編纂。漢人劉向校書，重視兼備眾本，彼此互勘，以定正誤訛謬。黃惇先生繼承了古人精編精校的優良傳統，於所編資料力求搜集每一種不同的版本，彼此互相比勘，較量異同，慎審優劣，辨別折中，抉擇去取。而移錄正文時，以一善本為主，並於篇末註明所依版本。凡遇可疑文字，必博求諸本，徵諸相關文獻及印章實物等資料，磨勘再三，方予定奪。個別字句則依擇善而從的原則，據他本或相關史料改正和增補，或有異文足資參考者，則出校記註明。遇有艱澀冷僻或有歧義處，則加上簡注，由此匡正了大量陳陳相因的錯誤，這也是本書的一大貢獻。
《中國印論類編》的起步工作，在二十多年前即已開始，雛形在黃惇先生撰《中國古代印論史》之前大體形成，可謂《印論史》的資料基礎。惟其如此，其《印論史》才能做到博賅詳洽，屢有精論。黃惇先生的這一治學方法，尤具啟迪。黃惇先生十分重視篆刻 藝術領域內古文獻的研究，把版本學、目錄學以及校勘、輯佚等治學方法和古籍整理手段應用到印學文獻的整理和發掘中來。他以學術為利器，判文獻之真偽是非，辨版本之先後佳惡，校文字之訛謬衍奪，突破了長期以來沿襲的印論文字草率、隨意的格局，以嚴謹的治學精神，使印章藝術成為一門嚴肅的學科，使印學理論的研究形成完備的體系，這對於印學領域學風的引領和宣導，功莫大焉。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教》中將古今載籍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認為“撰述欲其圓而神， 記注欲其方以智”。章學誠所說的“撰述”，今之“學術論文”是也；而所謂“記注”，則今稱“史料”或“資料”。我以為，黃惇先生所著《中國古代印論史》和所編《中國古代印論類編》，前者得“圓而神”，後者得“方以智”，《中國印論類編》臚舉之博，沉浸之深，尋源審變，詳稽矜核，類於中國篆刻學的一本分類總錄。內容全面、深入、切實，編纂系統、科學、細密，條理明晰，與《中國古代印論史》相輔相成，一方一圓， 構成了中國古代印論學術探討和文獻編纂的雙翼。“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黃惇先生《中國印論類編》的出版，標誌着中國古代印論整理和研究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中國古代印論作為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分支，因此而愈顯得邃密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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