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慰祖,徐三庚印風的形成及其特色,附圖,篆刻小站轉

文人篆刻發展到晚清,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極盛時期。這一特定時期的標誌之一,是銳意變法、表現個性成為眾多傑出印人的自覺追求,印人在書法、刀法形式以至於格調方面的探索愈益趨於多元化。

當然,丁敬、鄧石如等流派的潛在影響仍然頑強地表現出來,地域、師承等因素也多少滲入此際一些篆刻家的創作作風之中,但同樣明顯的事實是,用以往的區域、師承等名派標準來類歸印人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裡,似乎正反映了這一時期印壇不蹈故常的求異時尚。除了創變意識的日益清醒之外,乾嘉以來金石學日趨盛興的文化背景,為藝術家提供了更為廣泛、豐富、深厚的取資條件,無疑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金祉卿書畫記(徐三庚刻)

徐三庚印風的形成,正是與這樣一個時代相聯繫的。

對徐三庚印風具有較大而且直接影響的,以浙派和鄧派最為顯見。任何創新的藝術風格,其由來不會是單純突發的。吸收、分離、組合和通變對誰都不可缺少。徐三庚是在由浙而鄧的過程中漸創新體的。他是浙東籍的印人,又生逢浙派廣被的時代,早年的這一取徑是極自然的。

從藝之初,他對丁敬、黃易,特別是陳鴻壽、趙之琛兩家的規範顯得十分投入。在他的邊款文字中,就常以擬意丁、黃為得意,篆法、運刀和章法的習性,都可說是一脈相承。黃易的凝練、陳鴻壽的淳厚、趙之琛的清勁,他皆能得之於心,運之於刀。

他的刻款,也是融匯曼生、次閑兩家的結果,故結體端嚴與刀法犀利兼具其長。大致四十歲前的作品,浙派面目佔著相當大的比例,甚至在運刀上,終其一生未脫切刀之法,可見浸淫之深。但另一頗有比較意義的狀況是,屬於他個人的風格,即也早早地顯露端倪。

如刻於二十九歲的意義的『風流不數杜分司』印,結體布局和刀法已是自家面目。由此看來,即使在步趨丁、黃之時,他仍在孜孜以求別開門徑。

於是,徐三庚早年的作品中便出現這樣的特點:白文印多見浙派手法,而顯露其結體個性的作品大率是朱文,這是很耐人尋味的。而兩者之間漸趨並軌合轍,則是他中年以後的情形。這也使我們體察到在當時印壇的大勢下,他尋求突破的猶疑和艱辛。

△徐樹銘印(徐三庚刻)

△汪守安印(徐三庚刻)

他的篆法,明顯是接踵鄧石如而復取《天發神讖碑》《華山碑額》《韓仁銘額》等體勢融匯為一的,對此他在邊款中亦多有交代。這與當時仍謹守斯冰之體和漢印文字的一般取徑方法有所不同。在書法上,他尚碑而不拘泥。

徐三庚篆書結體,以中宮緊束,上密下疏,左右垂曳的斜筆舒展其勢為特徵,飄逸婀娜,圓轉生動,故有『吳帶當風』之喻。他強調用筆起伏頓挫的意趣和篆隸相參的筆情,這在後期印文中表現得極為充分。以其書入印,風格自顯。

他對鄧石如、吳熙載印風的研討借鑒也始於青年時期。在清季印壇別樹一幟的鄧完白,印文突破平方正直的規範,強調書法體勢和刀法性格的自然體現。他認為此種『荒率』,『由漢鑿印中得來』(『伯敏所作』邊款);他還認為『完白晚年蒼渾神理,近代惟儀征吳讓之能得其妙』(『汪守安印』邊款),極有見地。

事實上,吳讓之印作靈逸、率真的格局和流動便捷的筆意,給予徐三庚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徐三庚後期的一些白文印,注重文字體態的擒縱自如和行刀的流暢婉轉,這些都是汲取鄧、吳作風的得力之處。同時他又廣泛追溯宋元以至秦漢印藝傳統。

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他對於宋元朱文印有着嫻熟的把握和出色的再現力。早年他創作的『懷萱草堂』一類仿宋元印,往往間用沖刀,以求雅妍清潤氣氛的傳達,這是非常得體的。對於戰國古璽、秦漢印的多種樣式以及魏晉朱文印,他更是分門別類地進行過審美層次上的領悟。

△劉鏞印信(徐三庚刻)

△分流不數杜分司(徐三庚刻)

因而在創作中,便能擷取不同印式的神韻並且注入自己的情性。還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徐三庚是目前所見率先將封泥(當時尚稱『漢印范』,見『登庸印信』邊款)文字形式引入篆刻創作的印家。可見他所走過的仍是尚古求變、通古求變的道路。他的視野很寬,涉獵亦深,因而作品樣式和風神多姿多樣,藝術話言的表現力是豐富的,令人看來有移步換影之感,這是他的過人之處。

徐三庚的新體,恣媚綽約加上用刀猛利不多修飾,神采飛揚,個性分明,在當時的印人中別開新面,成就和影響都是顯著的,而且至今仍有強烈的感染力和廣泛的借鑒意義。但是徐三庚的部分作品,過分強調自我書風開合展蹙的特質,在表現篆刻作品中的同一性方面,忽略了與整體構圖朱白關係的調適及印文書法與印章固有形式規律之間的矛盾,因而多少帶來印文的牽強、纖巧和布白上的割裂碎散之失。

有的印作,表現線條的刀法也顯單薄。這些,儘管我們可以不必對一位當時初創新派的藝人過於求全,但卻是今天值得進行多角度思考和繼續深入探索的課題。而究其所以,除了審美取向上的某種偏執之外,作為當時一個以藝謀生的印人來說,過多的應酬難免夾雜着某些倉促和粗疏,也限制了他更深入地觀照自我和尋求更完美境界的努力。

他在『滋畬』一印邊款中自謂:『是印余最愜意之作,紫瑜吳兄珍之』。今天看來,他的這一自評,確不為過,而在徐三庚大量作品中也很少見到自許如此。可見,他是頗能自知的。即便如此,作為一位晚清印壇上的篆刻大家,他是當之無愧的。

△滌峰一字月笙(徐三庚刻)

徐三庚生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卒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浙江上虞人,字辛谷、袖海,號井罍、上於、大橫,又有薦未道士、金罍道士、金罍道人、金罍野逸、翯嘫散人、詵郭、餘糧生、似魚室主等別號。他青年時代離開家鄉,遊藝南北,從他的邊跋中我們看到,他先後及至杭州、寧波、石門、上海、蘇州、武昌、天津、北京、廣州、香港等地,其中居留上海最久。

當時的滬瀆,正是海派畫壇繁盛之際,他的篆隸書法和印藝深獲時賢欣賞,畫壇巨子如張熊、蒲華、任薰、任頤、虛谷、黃山壽等人用印,一時多出其手,故在上海創作最豐。他與金石收藏家沈樹鏞、岑仲陶、孫憙也很友善。這些交往,無疑為他藝術上的升華帶來諸多助力。他的學生不少。

晚清另一印人胡䦆請他篆寫過印文,有人認為可能曾問道於他。此外日本圓山大迂、秋山白嚴等也是他的門生,故流風播及東國。後人集輯有《金罍山民印譜》《金罍印摭》《似魚室印蛻》《金罍山民手刻印存》等譜錄。

徐三庚一生浸於書法篆刻,間又喜好竹雕,設計博古文玩,有聲當時。他是一位才華多面的藝術家。

△伯敏所作(徐三庚刻)

△漢方(徐三庚刻)


本文原載於《中國書法》2019年第05期,作者孫慰祖。

孫慰祖,別署可齋,一九五三年生,上海市人。現為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藝術院研究員、西泠印社副秘書長、上海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學術委員會主任、篆刻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書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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