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岡曾曰：“印之宗漢也，如詩之宗唐、字之宗晉”。的確，漢代是中國篆刻藝術的極盛時期，韓登安也多稱篆刻“工於漢”。袁三俊在《篆刻十三略》開宗 “學古”中認為：“秦漢六朝古印，乃後學楷模，猶學書必祖鍾、王，學畫必宗顧、陸也。廣搜博覽，必有會心”。在桂馥《續三十五舉》中，王兆雲曰： “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真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真足襲藏者也”。 秦漢印章，古樸渾厚，富有金石韻趣，自元代趙、吾大力倡導文人篆刻以來，習篆刻者無不以善宗秦漢為標榜。
漢印是兩漢至魏晉時期印章之通稱，使用範圍廣泛，製作精美，且風格多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兩漢官印中將軍印和少數民族的官印以鑿刻為多。印文篆體方正 端莊，布局謹嚴有度而不板滯，變化多姿，其印風渾厚樸實，給人以淳靜蘊藉之感。韓登安的篆刻在摹秦仿漢上，下了很深的功夫，既能掌握漢印的神髓， 亦能得到古璽、秦印的韻趣，只有很少數的篆作，稍失之拘謹，或可以更放意、自然一些。
⑴ 白文印“錢唐韓競字登安印信”——仿漢印多字印，輔以切刀，形式上更為整齊。結體平直方正，風格雄渾典重。
⑵ 白文印“祝紹周印”——仿秦印田字界欄者，細線條有重韻，空間部分挺秀。
⑶ 朱文印“耿齋”——款曰：“吾涉世垂四十年，所更利鈍非一。人遇我善，我善之；不善，我亦善之，未嘗一息少易其守。人謂我耿，吾果耿耶！果信為耿，非耿 吾將焉守？吾行信芳，九死未悔。爰署其齋曰：耿，而自跋之。甲申九月十九日登安自製並記，時客大。”（1944年，40歲）仿古璽寬邊細文者，左上的殘破 自然，文字細如毫髮堅挺。
⑷ 白文印“東壁圖書府”——款曰：“‘東壁圖書府’印社藏書處也。在仰賢亭之東，其北為‘寶印山房’。壬午花朝登安。”（1942年，38歲）仿將軍印天趣橫生，錯落自然，鋒芒畢露。
⑸ 白文印“謝稚”——仿漢玉印，章法嚴謹，筆勢圓轉了無板滯之意。
韓登安的篆刻是屬於典雅一路的，將傳統古典之唯美風格，作了較好的詮釋與表現，受到當時文人頗高的評價。在《韓登安印存》中，絕大多數是姓名印與鑒藏章，這些作品多為仿古璽、秦、漢印之風格所篆成，另一部分則是其專擅之玉箸篆及鐵線篆（合稱細朱文）。
韓登安的篆刻藝術上溯周秦兩漢古璽、宋元圓朱、明清流派篆刻，亦取時風之所長，因此功力全面，工、寫兼善。
韓登安作為王福庵藝術傳人，在加入西泠印社後，交往漸多，見識漸廣。印風上多方取法，除了古璽及秦漢印以外，還取法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黃牧甫及吳昌 碩、喬大壯、鄧散木諸家；另一方面擅刻細朱文印，依憑“繼起應爭第一流”的思想，並沒有局限於老師王福庵已成的風範，形成了在莊重嚴謹之中注重清秀勁肅的 風貌。
例如，王福庵擅刻一兩句詞句的多字印，所作圓轉流美、細勁平和，那麼，韓登安則擅作完整的一詩一詞多字印，刻面小大由之，朱白皆妙，這即是他立足於 王福庵印風基礎上的個人獨創。他刻的大印，如“鐵如意館”不規則朱文印，印文僅四字，恰似鐵畫堅挺，而線條頓挫有致，意趣蒼勁。
1963年所作“王一品齋 筆庄湖穎譜”白文印（長方形，長8.7厘米,寬5.0厘米），款云：“王一品齋筆庄湖穎譜。癸卯初冬杭人韓登安刻”。此印章法端正穩重，切鑿刀刀精飭，字 畫筆筆到位，全印渾成一體。巨印字少，容易鬆散疲軟，篆刻家多目為艱難，要力能扛鼎、意境渾穆，誠非易事。
韓登安1964年所作“沈尹默印”白文印(正方 形，近8厘米見方)，款云：“尹默社長教正。甲申上巳日西泠韓登安刻”。此印採用迴文印法，“沈”、“默”筆畫較多，“尹”、“印”筆畫略少，各成對角， 虛實平衡，切刀遒勁；而轉折之處，尤其喜用接筆，而與單刀小篆邊款諧合，益見筆墨有力，意境深遠。
宋朝詩人陸遊《示子譎》詩中云：“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治印亦然。韓登安一生印外求印的道路十分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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