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山篆刻,始于元代的缪贞(仲素),所谓得虞集和赵文敏公(即赵孟頫)“不传之妙”。是元朱文的最早传承者。明代有王亮、戈汕等,以戈汕为最佳,工元朱文,以古文入印,传世佳作如“朝阳鸣凤”(图1),有边款“癸未(1583年)戈汕作”。是常熟道光时学者赵允怀家明代七世祖物,距吴门派文彭(1498~1573年)死后仅十年,对元朱文的创作已有所发展。
清初,虞山印坛先后以沈和(石民)、林皋(鹤田)、王瑾(亦怀)三足鼎立。沈和宗法吴门,林皋和王瑾崇尚元朱文,尤以林皋为最著。
林皋(1657~1726年以后),字鹤田、鹤巅,更字学恬、学憩。在他的自用印中,别号很多,有大林、虞山一叟、石梅老人等,曾客居扬州十年,又称“二十四桥客”。室名有“宝砚斋”、“凝翠堂”、“红豆山房”、“前江后山书房”等称谓。其先世在北宋嘉祐以前从福建莆田迁居常熟。自嘉祐六年(1061年)历政和、宣和,至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84年间,先后有林卨、林闶、林孝、林友(表臣),祖孙四代入科为进士。因此,他刻有“四世祖孙进士”(图2)印,是书香门第,十分自豪。自小“生于虞山”(图3),由于爱好篆刻,锐意考古,“凡《许氏说文》、《书学正韵》、《广金石韵府》等书,无不殚精竭智,穷搜极辨”。16岁时就携着自刻印拓的印谱去请教常熟的著名学者钱陆灿(湘灵)先生。深得钱先生的赞许,许以“晚年第一印友”,并为他的印谱写了第一篇《序》。
在林皋的自用印中有“家在子游阙里”(图4)(白文)、“子游里人”(图5)(元朱文),“子游”即春秋时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常熟人。“阙里”是常熟城区地处西门的“角里”。另一方“家在仲雍山下”(图6)印,仲雍,即虞仲,《史记》和《论语》中,均有记载。仲雍卒后葬于海隅山东麓,山因此改名虞山。此外有《林皋印谱》一册本首页书版刻有“琴川林皋鹤田氏篆”字样,琴川是常熟城区旧有七条琴川河得名,成为虞山镇别名,说明林皋籍贯常熟是无可怀疑的。
汪启淑(1728~1800年)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续印人传·丁敬传》中说:“两浙久沿林鹤田派,钝丁力挽颓风。”对当时林鹤田派风靡两浙(浙东、浙西两行政区)颇有微词。也说明在乾隆年间,林鹤田的印风极盛,简称“林派”。在浙派丁敬(1695~1765年)成名之前。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东维县郭伟绩辑《松筠桐荫馆印谱》中,收有沈和、林皋、王瑾等印多方,在印谱《序》中,以常熟地域之名称之谓“虞山派”。是“虞山派”一词在常熟篆刻地方史中的初见。三人中尤以林皋为最著,所谓“以林皋为领袖的虞山派”(庞士龙说)。所以,林皋是虞山印派宗师,也是后人对前贤艺术成就的尊称,距林皋之卒已52年。
虞山派篆刻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对元朱文的传承和发展。据常熟博物馆收藏的五种林鹤田《宝砚斋印谱》,于2002年10月,由上海书店综合出版的《林皋印谱》统计,共载印拓达1847方,这在明清篆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其生前所作何止这些,如林皋为常熟蒋廷锡家所作的多字大印“堂名拱璧,惟书是宝,无意无必,随得随校,惟蒋氏子孙,永以为好”(图7)。此印在台湾,《林皋印谱》未载。在清代早期能把元朱文刻得这么圆美流畅,线条熟练挺劲,布置疏密、繁简尤为得当,致非容易。传世名作如,“杏花春雨江南”(图8)、“晴窗一日几回看”(图9)等印,其灵秀之气,二百数十年来,流传不息,人见人爱。
林皋生于清顺治十四年乙酉(1657年),活跃于乾隆年间的公卿士林中,不愿做官,自侃“身居城市,意在山林”,“迂疏自笑难随俗”,以篆刻书画终身。曾随常熟学者钱陆灿(湘灵)号圆沙先生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30余年,晚年回到常熟约70岁左右。其有方多字白文印“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图10)。8公分见方,有边款:“雍正丙午鹤田作。”即雍正四年(1726年),可能是林皋生前的最后一方作品。这方白文,有切刀痕,线条拙朴,刀口没有以前那般光洁,字形结体扁方,横竖笔画出锋处稍方,与过去刻白文的竖画出锋较锐很不一致,排列字距亦较紧密,全无过去那种疏朗之气。有“老大意转拙”的艺术思想。但在元朱文印中,如晚号“山外山樵”(图11)、“白首归来种万松”(图12)等印,线条圆转,疏密自然则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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