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1866—1940），书法善篆、隶、楷、行，是甲骨文入书第一人。著有《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等。今日我们一同欣赏罗振玉临摹的《新郪虎符》。
看不懂没关系，这里有《新郪虎符》释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 会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事，虽母（毋）会符，行殹。
图为虎体右侧
战国《新郪虎符》通长8.8cm,前脚至耳尖高3cm，后脚至背高2.2cm，重95克，模铸，伏虎形。
罗振玉临《新郪虎符》
光绪末年，山东潍县文物商范寿轩在山东某渡口准备渡河时，看岸上有几个孩子玩耍，其中一个孩子用绳子系着一个金属玩意儿，在地上拖拉着跑在前边，后边几个孩子追逐着，愉快地叫喊着。那个拖拉的玩意儿磨地声格外清脆。这引起了范寿轩的注意，他追过去捡起那个“玩意儿”一看，是个铜制的东西，沾满了泥土和锈迹，分量不轻。于是他给孩子们一些钱，将玩意儿买过来。拿到家里，经过加工修理之后得知，这就是我国第一个被发现的虎符。
新郪遗址位于安徽太和县赵庙镇东北3公里处的城坑子村，当地人称前城孜。据《太和县志》载：“新郪故城遗址在今县城北30公里张阁乡，俗称宋王城。战国时为魏地，苏秦说魏襄王 南有新郪 ，晋以后曾在此置宋县”。现东城墙及护城河依稀可见。
《新郪虎符》的内容，就是一个命令，文词精炼灿然，更简短者则如传国玉玺的“受命于天，即寿永昌”，体现了汉字音形意特点，传达了中国文化中“天命”的观点。因为是“兵符”，笔道圆融稳重，结体对称肃穆，风格凝重庄严。每行十字左右，排列整饬而紧密，凛然生威。其显著特点是方圆并用，但极少出现在同一字形中，而是某字极圆而另一相同字极方整，既有对比亦存呼应，形成有机“序列”。若与石鼓文或小篆对比，文字演变的轨迹一目了然。
从原作的“工稳”到临作的“工稳”，彼此已然不同，虎符文字气象庄严，罗振玉临作气质儒雅，并不拘于原貌，最明显的是开篇“甲”字，就没有完全模拟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原器中的同字，如“甲、符、十、会、王”等，几乎没有变化，如同工艺复制，而在临作中，凡是相同字都有细微变化。从原器的缜密到临作的舒朗，可见金石味和书卷气的差别。这灵机一动的自然变化，即从匠人之美转变为文人之美。
篆书的继承和发扬须充分考虑到篆法规律。篆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些“异化”甚至“草化”现象，然而，历代延续和发展的“正脉”则始终注重“法度”。所以到了清代，真正能开创引领一代新风的只能是邓石如，而非赵宧光、傅山和杨法等人，由此可以联想到，当下篆书存在的笔法粗糙化，盲目掺杂行草和魏碑等笔法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当下和未来也要按照既定规律来继承和弘扬。
毋庸置疑，篆法出新的难度远大于行草书。因为行草书是动态的，结合点会很多，篆书则是静态的，且体系复杂，不仅有甲骨、金文，也有秦篆、汉篆等分类。
罗振玉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定的“作品意识”。在临摹中，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这一点，这不啻培养了对于书法能够保持最大兴趣的必然路径，从而实现从临摹向创作的过渡。作品意识是经典意识，非功利意识。很多习惯是通过临摹来培养。临摹时若过于随便，只能算是抄帖，应着重建立一种“整体意识”，坚持长期的正规训练，养成整体把握的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古人是没有创作和作品等类似概念的，就是书写，这种“书写”的最高层次是对理性的追求，包括哲理性、伦理性、艺术性。虽说艺术不是哲学，也不是某种说教，本质却是哲学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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