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藏印:仪征清晖堂张氏藏书,一脉书香,百年流转

刀锋流转处,不仅刻下藏书印记,更镌刻着一个时代的文脉传承,一方“仪征清晖堂张氏藏书”寿山芙蓉石兽钮印章以RMB 529,000成交。这方印的主人,正是清代篆刻大家——吴让之。而它的来源,赫然写着四个字:桥本关雪旧藏。

一方中国文人的藏书印,缘何东渡扶桑,又辗转归来?今天,让我们循着刀痕与朱迹,走进这方印背后的故事。

一、印之相:石质与钮工

此印尺寸为4×4×8.6厘米,取寿山芙蓉石为材。芙蓉石素有“石后”之称,质腻如玉,温润凝脂,最宜奏刀。印钮雕作瑞兽,身形矫健,昂首蹲伏,肌肉线条饱满有力,须发毫芒毕现,是典型的清代工坊精工。

印面镌朱文九字——“仪征清晖堂张氏藏书”。字法婉转流畅,横画舒展,竖画收束,疏密有致,正是典型的吴让之晚年成熟风格。

二、人之魂:吴让之的艺术人生

吴让之(1799-1870),江苏仪征人。原名廷扬,字熙载,五十岁后以字行,改字让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他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让之一生刻印数以万计,却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他的艺术成就,可用四个字概括:“印从书出”。

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言:“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早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 正是这十年汉印功底,加之以邓石如汉篆书体为依归,使他完成了从“学”到“化”的蜕变——使隶书笔法参之入篆,以篆书笔意引之入印,书印相参,流美生动,浑朴圆润。

吴昌硕评其印作:“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更言:“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足见其在印坛的承上启下之功。

赵之谦亦曾由衷赞叹:“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

三、刀之妙:吴让之的刀法体系

吴让之在用刀上,实现了前人未有的突破。

他不局限于传统的“硬入切刻”之法,而是开创了“浅削披转”的灵活运刀方式——或深或浅,或长或短,或中切浑然,或刀角轻勒,不拘成式。其用刀的使转,始终以笔意的表现为指归。

韩天衡先生曾精辟解析吴让之的用刀三昧:刀用三面——锋角、刀刃、刀背。用锋角求其坚挺,用刀刃求其苍莽,用刀背浅刻披石求其浑脱。正是这种精湛而随意的用刀,赋予点画以内涵丰富、百看不厌的生命力,似“屋漏痕”,如“折钗股”。

北京保利拍卖曾在一方吴让之印章的说明中写道:吴让之是篆刻史上 “用刀上开法门的大师” 。这绝非过誉。他以圆朱文篆法入白文印,横宽竖狭,略带圆转,以刀为笔,虚实结合,开创了全新的审美范式。

四、印之文:藏书章里的清晖堂

印文“仪征清晖堂张氏藏书”,透露了这方印的身份——一枚藏书印。

“清晖堂”是张氏的斋馆号,其人虽已不可详考,但“仪征”二字点明了与吴让之的同乡之谊。在那个书籍珍罕、抄本流传的年代,藏书家往往延请名家刻印,钤于善本卷首,以示珍重。吴让之为同邑张氏治此印,既是乡谊,亦是艺事。

藏书印的刻制,自有其讲究。字须端庄而不板滞,工稳而不匠气——太工则近匠,太放则失雅。吴让之此印,恰恰做到了端庄中见流丽,工稳中含婀娜。九字排布,疏密相映,穿插自如,动静合宜。正如韩天衡先生所言:他深获展蹙穿插的妙理,蹙以求其结密,展以求其婀娜,穿插求其呼应,使一印多字,顾盼生姿,浑然天成。

五、缘之奇:从仪征到京都的流转

此印的流传,最令人感慨的,是它的递藏之路——“桥本关雪旧藏”。

桥本关雪(1883-1945),日本大正至昭和时期著名画家,京都画坛的核心人物。他一生痴迷中国传统文化,曾三十余次游历中国,与吴昌硕、王一亭等海上名家交谊深厚,收藏了大量中国书画篆刻精品。

这方吴让之印是如何东渡扶桑的?已难确考。或为桥本关雪亲赴江南访求所得,或为海上友人馈赠之物。但它一定见证了那个时代中日文人之间的精神往来——在动荡的时局中,艺术是跨越国界的语言。

如今,它又回到故土,出现在拍卖场上,以五十三万元的价格易主。一方小小的印章,从仪征到京都,再回到中国,流转近两百年,终于有了新的归宿。

六、吴让之的意义:一灯不灭传薪火

吴让之的一生,其实颇为清苦。

他长期寓居扬州,以卖书画刻印为生。咸丰三年(1853)为避战乱,流寓泰州,此后十数年寄居友人处,晚年落魄穷困,栖身寺庙借僧房鬻书,最终潦倒而终。他曾刻一印 “画梅乞米”,读之令人心酸。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生前寂寞的艺术家,却在身后成为篆刻史上无法绕开的高峰。西泠丁辅之有诗赞曰:

“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怀宁布衣”指邓石如。丁氏此诗,点明了吴让之的承传之功——他使邓派印风更趋成熟,薪火相传,灯灯不熄。后来的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黄士陵,无不深受其影响。

七、结语:刀痕里的文脉

回望这方“仪征清晖堂张氏藏书”印,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精湛的刀法、优美的篆法,更是一段流转的文脉。

它曾钤于张氏藏书卷首,护佑着一卷卷古籍;它曾远渡重洋,在日本画坛巨匠的案头静卧;它又回归故土,在拍卖场上引发竞逐。每一次易主,都是一次文化的传递;每一次流转,都续写着新的故事。

刀锋流转处,刻下的是文字,流转的是文心,不变的,是那一脉相承的对美的追寻。

正如吴让之在《自评印稿题记》中所言:“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 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规矩中见性灵,在传统中开新境。

这,或许就是吴让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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