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刻印，大约是在上世纪与六十年代后期。我是所谓“七零届”，当时学校里除了搞大批判，就是学工学农，根本无书可读。由于“出身”不好，我没有资格参加运动，闲着无事，又是精力最旺盛的年龄段，好在家里有抄家后剩余的一纸箱碑帖，还有一本陈寿荣编的《怎样刻印章》。这些书籍碑帖给了我很大的兴趣，便自己摸索着学习写字刻印。苦于没有老师指点，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己摸索了几年，却没有长进。
一九七一年，我进了上钢三厂，不久参加了厂工会杜家勤老师组织的美工组，也参加了上钢三厂刻印组。这个刻印组在上海可是很有名气，因为有江成之先生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很快我们便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从此我也成了江成之先生的入室弟子。
那时候，篆字有“四旧”之嫌，刻印组的创作都是以简化字入印。上海书画社在方去疾先生倡导下组织工农兵作者创作以样板戏唱词为内容的《新印谱》，我们在江先生的辅导下，也参加了创作。
江先生有时叫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地让我们看他珍藏的印谱，教我们用毛笔双勾的方法勾摹印谱。当时我们还从别处借到一部线装的《伏庐藏印》石印本，说好限时要还，几个人交换着勾摹，然后剪贴成册，留作参与数据。现在想来这种看似原始笨拙的手段，其实训练了自己的手和眼，勾摹一遍后，对原稿篆法、章法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没有篆字的工具书，我借到一部《中华大字典》，每字配有篆字字头，于是买了本日记本抄写一遍，对篆字的结字规律也有所了解。
江先生对我们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方印的墨稿往往要改好几遍才定下来，刻得不满意要求重刻。老师是浙派的高手，我当然也想学浙派，但老师一开始并不赞同我学，要我先学汉印，把线条刻挺直了再说。在书画社活动时，方去疾先生也对我们说用刀不要学切刀。现在想来，他们是怕初学者不理解用刀，把线条刻得支离破碎。开始学刻印时，江先生让我们把石章带去，他会动几刀修改一下，有时实在不象样还会稍微磨一下再修改。以后他渐渐不动刀了，指点一下让我们自己改，还让我们尽量把风格拉开，不要都学他的。
“文革”结束后，国内篆刻创作渐渐繁荣，比赛、展览也多起来了。一九八三年，《书法》杂志举办全国第一次篆刻征稿比赛，江先生获得一等奖，我也侥幸得了优秀奖。这以后，全国篆刻展办了五届，我都入展了。西泠印社举办的全国篆刻评展我也得了两次优秀奖。进入新世纪，我与几位同门约定，每年选定一个主题，刻一部印谱，刻成后钤拓装订成原拓印谱交换。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督促自己每年要完成“作业”，过年时向老师汇报。如今，我已辑成《世说新语》、《道德经》、《庄子》、《论语》、《中华文化名人》、《心经》等六七部印谱。创作专题印谱很容易风格单一，因此我力求多样化，在创作时除古玺汉印以及浙派风格，又极力融入晚清的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各家的元素，尽可能使风格多元化。
我曾在怀念方去疾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篆刻创作，一是得益于江成之先生的指导，二是得益于方老等前辈的扶掖鼓励，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现在看来还可以加上一条，就是自己的“不放弃、不抛弃”，三十多年来的坚守，终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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