倬盦藏印，形制不一，全套九枚，却汇集了钱松、张辛、童大年、王禔、方介堪五位金石界大家的作品。其中，王禔、童大年、方介堪俱为杭州西泠印社举足轻重的人物，钱松则是浙派“西泠八家”之一，而相对名气小些的张辛也是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浙派印人。杭州地灵人杰，西泠印社的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几乎便是近现代金石篆刻的发展历程。这小小九方藏印，可作为一个缩影和截面，去触摸那个时代的波澜。
倬盦，原名邵章，字伯炯，号倬盦，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家学渊源，富收藏，工书法。邵章是“杭州藏书楼”的创始人，对藏书一道不遗余力，积数十年之功，累积藏书数万卷，并向社会开放，成为后来浙江图书馆的基础。藏印一道，原是小节，却也反映出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所藏之富，品位之高。
这九枚印中，最珍贵的当属钱松所作“凤凰池上”。钱松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字叔盖，号耐青、铁庐，浙江钱塘人。治印受丁敬、蒋仁影响最深，用刀以披、削为主，顿挫起伏，古厚生涩，方圆兼备，意境高古。钱松名列西泠八家最后一位，亦是浙派风格集大成并继往开来的一位。赵之琛曾将其誉为“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他的风格，对吴昌硕影响颇深，而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传承之迹，清晰可摹。
这枚“凤凰池上”为朱文印，刀法切、削结合，线条婉转，“池”字的纵势和“上”字的横势相互呼应，而“凤”字的圆转和“皇”字的方正一柔一刚，奠定了整个作品纵横俯仰、刚柔兼备又浑然一体、天真自然的妙趣。印章风格有浙派传统的苍茫古拙，同时又有婉转飘逸的韵致。
童大年与王福庵年龄接近，方介堪略晚于他们。三人均与西泠印社有着不解之缘。王福庵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童大年为西泠印社的元老成员，而方介堪则做过西泠印社的副社长。三人创作活跃的时期，也是篆刻领域人才辈出的时期。那正是西学东渐之时，创作特点是摒除门户之见，多数印人都兼学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在众多风格流派中，以汉印为典型审美倾向仍为主流，而在作品中表现出金石书卷气则是印人们一致的格调追求。以三人作品为例，可窥其一斑。
童大年的“邵章私印”和“伯絅翰墨”显然是为邵章所刻的自用印。童大年的篆刻风格受赵之谦影响极深，从这对印章之上亦可见一二。白文“邵章私印”分朱布白对比鲜明，而朱文“伯絅翰墨”挺秀爽健，均有赵氏之风，体现了篆法结构与笔意之美。
方介堪师从赵叔孺，篆刻自浙派入手，后学徐三庚，又转向吴让之和汉印。他的作品篆法扎实，严谨秀丽，走工稳一路。这对印章白文“安乐书屋”为典型汉印风格，大气典雅，而朱文“松鸟室”则有浓郁的元朱文气息，静雅秀逸，工致隽美。
王福庵篆刻初宗浙派，後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尤精於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者。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会分天下三。”并注云：“王福庵，名褆，杭州人。印法端谨，尤精熟六体，叩之随笔举示，不假思索。与吴昌硕、赵叔孺同时各名一家。”这枚“瘦竹幽花之馆”即为王氏最擅长的“朱文多字印”，篆法匀整而劲健，工稳秀美中又不失朴厚古拙，为王氏典型风格。
自钱松活跃的时期，距今已超过150年；而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建距今也已110年。历经政权更替、世事变迁，文人对艺术的追求、对审美的追求却始终未变。这九枚风格各异的印章，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出了一个金石篆刻艺术百花齐放、盛极一时的时代，抚今追昔，观石赏印，却成为我们与前辈先贤沟通不多的方式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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