倬盦藏印,去触摸那个时代的波澜,五位金石大家九枚印

倬盦藏印,形制不一,全套九枚,却汇集了钱松、张辛、童大年、王禔、方介堪五位金石界大家的作品。其中,王禔、童大年、方介堪俱为杭州西泠印社举足轻重的人物,钱松则是浙派“西泠八家”之一,而相对名气小些的张辛也是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浙派印人。杭州地灵人杰,西泠印社的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几乎便是近现代金石篆刻的发展历程。这小小九方藏印,可作为一个缩影和截面,去触摸那个时代的波澜。

倬盦,原名邵章,字伯炯,号倬盦,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家学渊源,富收藏,工书法。邵章是“杭州藏书楼”的创始人,对藏书一道不遗余力,积数十年之功,累积藏书数万卷,并向社会开放,成为后来浙江图书馆的基础。藏印一道,原是小节,却也反映出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所藏之富,品位之高。

这九枚印中,最珍贵的当属钱松所作“凤凰池上”。钱松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字叔盖,号耐青、铁庐,浙江钱塘人。治印受丁敬、蒋仁影响最深,用刀以披、削为主,顿挫起伏,古厚生涩,方圆兼备,意境高古。钱松名列西泠八家最后一位,亦是浙派风格集大成并继往开来的一位。赵之琛曾将其誉为“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他的风格,对吴昌硕影响颇深,而吴昌硕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传承之迹,清晰可摹。

这枚“凤凰池上”为朱文印,刀法切、削结合,线条婉转,“池”字的纵势和“上”字的横势相互呼应,而“凤”字的圆转和“皇”字的方正一柔一刚,奠定了整个作品纵横俯仰、刚柔兼备又浑然一体、天真自然的妙趣。印章风格有浙派传统的苍茫古拙,同时又有婉转飘逸的韵致。

童大年与王福庵年龄接近,方介堪略晚于他们。三人均与西泠印社有着不解之缘。王福庵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童大年为西泠印社的元老成员,而方介堪则做过西泠印社的副社长。三人创作活跃的时期,也是篆刻领域人才辈出的时期。那正是西学东渐之时,创作特点是摒除门户之见,多数印人都兼学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在众多风格流派中,以汉印为典型审美倾向仍为主流,而在作品中表现出金石书卷气则是印人们一致的格调追求。以三人作品为例,可窥其一斑。

童大年的“邵章私印”和“伯絅翰墨”显然是为邵章所刻的自用印。童大年的篆刻风格受赵之谦影响极深,从这对印章之上亦可见一二。白文“邵章私印”分朱布白对比鲜明,而朱文“伯絅翰墨”挺秀爽健,均有赵氏之风,体现了篆法结构与笔意之美。

方介堪师从赵叔孺,篆刻自浙派入手,后学徐三庚,又转向吴让之和汉印。他的作品篆法扎实,严谨秀丽,走工稳一路。这对印章白文“安乐书屋”为典型汉印风格,大气典雅,而朱文“松鸟室”则有浓郁的元朱文气息,静雅秀逸,工致隽美。

王福庵篆刻初宗浙派,後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尤精於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者。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会分天下三。”并注云:“王福庵,名褆,杭州人。印法端谨,尤精熟六体,叩之随笔举示,不假思索。与吴昌硕、赵叔孺同时各名一家。”这枚“瘦竹幽花之馆”即为王氏最擅长的“朱文多字印”,篆法匀整而劲健,工稳秀美中又不失朴厚古拙,为王氏典型风格。

自钱松活跃的时期,距今已超过150年;而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建距今也已110年。历经政权更替、世事变迁,文人对艺术的追求、对审美的追求却始终未变。这九枚风格各异的印章,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出了一个金石篆刻艺术百花齐放、盛极一时的时代,抚今追昔,观石赏印,却成为我们与前辈先贤沟通不多的方式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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