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是中国较早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出现的青铜器大部分为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型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于西周的发源地、著名的青铜器之乡——陕西岐山县。
要破解青铜鼎的身世,一般要从鼎上的铭文入手。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都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其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给大盂鼎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它自出土之日起,几经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沦陷。潘家后人将二鼎深埋保存。后潘氏全家避难到上海,直到战乱结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两只无价的宝鼎。
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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