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韩登安先生的印作，以前我只从报刊上零零碎碎地见到过一些，印象并不深刻。最近杭州余正先生赠我一册西泠印社新出版的《韩登安印存》，细读之后，我才对这位以工稳印风著称的篆刻前辈增加了了解，尤其是对他的多字印创作敬佩不已。
▲沁园春·长沙/韩登安刻
韩登安先生能于一方印中刻出一首完整的诗词。这种创作形式虽然不一定是登安先生首创，但他能刻出这样成批量的作品，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据《韩登安印存》前言介绍，登安先生曾有过《毛泽东诗词37首印谱》行世。笔者未见过此书，尚不了解毛主席的37首诗词，韩先生是否以37方印刻成，根据书名和韩先生的篆刻功力来推测，我想可能是差不多吧。
《韩登安印存》选收了五方毛主席诗词印，其中字数最多的是毛主席词《沁园春·雪》，全文达114字。该印七公分见方，分十行排列，篆法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
创作这样百字以上的多字印，对作者有何要求？创作时有何难度？凡是刻过印的人一定会有所体会。在当前印坛急功近利和浮靡之风十分盛行的情况下，西泠印社、荣宝斋、上海书画出版社新近出版了《韩登安印存》、《沙孟海印集》、《乔大壮印谱》，我以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沙氏孟海/韩登安刻
▲沙孟海印/韩登安刻
我平常在读篆刻家的印谱时有一个习惯：喜欢留意受印者的成份，亦即篆刻家为哪些人治印？这些受印者是军政界的多，还是文艺界的多?是大人物多，还是小人物多？是长辈的多，还是同辈或晚辈的多？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不会读印。我的理解恰恰与此相反。
我们平时读印，一般是注意作品的篆法、章法、刀法，细心一点的读者很可能再去读一读边款、跋文。如果再想进一步了解作者的交游、知识修养及作者的品格情操，那就很有必要去研究一下受印者的情况了。
《韩登安印存》所收的作品与其他现代篆刻家印谱有一个不同之处:《韩登安印存》中多次出现为篆刻界同行所作的印章。其中既有为前辈丁辅之、高野侯、高络园、王福厂刻的印；也有为同辈沙孟海、潘天寿、谭建丞、钱君匋、方介堪、陆维钊刻的印；还有为晚辈马国权、余正、陈推之等人刻的印。
印人为篆刻前辈和晚辈刻印比较普遍，也比较乐意接受。因为替前辈刻印可以获得指教，替晚辈刻印可以表示关怀和勉励。印人为篆刻同辈刻印一般来说较为少见。(就我所在的南京市来说，好像还没有同辈印人很自然的相互赠刻印章的风气)这大概与文人相轻和故作清高的陋习多少也有点关系。
登安先生能为这么多的篆刻同辈治印，至少说明他们这个篆刻家群体之间的友谊是纯真可贵的。例如韩先生为老友沙孟海所刻的两方印:第一方印是“沙氏孟海”(白文)，刻于1928年(戊辰)，其时韩23岁，沙28岁;第二方印是“沙孟海印”(白文)，刻于1953年(癸巳)，其时韩48岁，沙53岁。尤其是第二方印，印面仅一公分见方，刻得文静娴熟，25字隶书边款也刻得淳古意足。这两方印的创作，前后时隔25年。
中年以后，韩、沙二人尽管在学术成就和知名度上差距较大，但这些身外之物并未影响他们在长时期里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们不仅相互赠刻印章，而且还合作印章。
《韩登安印存》收录的长条仿汉印“伯苏”和长条仿古玺“效宽”就是明证。“伯苏”印款云:“孟海篆，登安刻。戊辰(1928年)夏。”“效宽”印款云:“效宽先生属正，辛卯(1951年)正月孟海篆，登安刻。”韩、沙二人两次合作印章的时间也相隔了23年，这在我国现代篆刻史上也属罕见。
▲效宽/韩登安刻
▲伯苏/韩登安刻
读过《韩登安印存》，掩卷思之，我不仅被老一辈篆刻家精湛的印艺所折服，更被他们之间相互敬重、坦诚相待、共同为发展篆刻事业竭尽全力的高尚情操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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