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牧甫，被譽為嶺南篆刻之初袓，一生治印極多，然卻失散各地，大部分原石已佚。幸而，其印譜存世量相對充足，為其印跡流傳的主要載體。現所知見黃牧甫印譜，由1878年黃牧甫自輯《般若波羅蜜心經印譜》計起，到2010年林明、謝光輝輯《黃士陵印存》，超過60種。本文對存世黃牧甫印譜作一概述，不論原鈐本、印刷本、專輯者、非專輯者等，舉出所知見的重要傳本及流布情況，並討論其所收錄印拓，以說明研究黃牧甫印譜的重要性。
黃牧甫（1849—？），晚清印壇最重要印人之一，安徽黟縣黃村人，然其一生四處漂泊，曾活躍於安徽、南昌、廣州、武昌等地區，以居廣州時間最長，且對嶺南篆刻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故又被譽為粵派、嶺南派之初袓，受影響的印人包括李尹桑［1］、易大廠［2］、鄧爾雅［3］、黃少牧［4］等，影響綿延至今。
黃牧甫，本名士陵，牧甫為其字，亦作牧父等，齋室名蝸篆居等。父親黃德華，字仲龢，工詩文，通文字訓詁之學，著《竹瑞堂集》。由於家庭濡染，年少便對篆學產生興趣，八九歲開始習印。清同治二年（1863），因太平軍與清軍戰，家園被毀，困苦失學，後雙親亦相繼離世，為補生計及養育弟、妹，他被迫離鄉到江西南昌謀生，曾於照相館任職，後入廣州，改以鬻書畫、治印自給。至廣州後，他結識了許多名流權貴，獲得不少開闊視野的機會。先在1885年得皇親國舅志銳［5］推薦前往北京國子監攻金石學，博覽古迹遺物，奠定了深厚基礎。後在1887年獲金石學家、收藏家吳大澂［6］邀請，在廣雅書局校書堂專門從事校刻，因而接觸大量古代金石器物，成為拓展其藝術生涯的重要契機。1902年，再應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端方［7］之邀，前往武昌協助金石遺存的整理及編輯工作。1904年由武昌回家鄉黟縣，四年後病逝，享年60歲或61歲。平生自著有《黃穆甫篆書日課》《穆甫雜錄》《籀書呂子呻吟語》《續說文古籀補》《說文建首》《六書八類》等，輯有《十六金符齋印存》《陶齋吉金錄》，並曾協助摹拓《石鼓文》《劉熊碑》。
黃牧甫一生治印極多，據其後人所稱不下萬方，然卻失散各地，難以彙集，原石更成鳳毛麟角。［8］幸而，其印譜的流傳卻相對豐富，故印章面貌得以保存，不僅為後世提供研究其印風的寶貴資料，也是鑒定真偽的重要依據。他的印章最早作於1878年，直至其離世當年1908年或1909年，仍見有存世作品。在約30年的創作生涯中，黃牧甫治印不斷，作品極豐，以現存相關印譜所錄為止，共見印蛻2400多枚，其中不包括傅抱石於《關於印人黃牧父》一文所提及有關失傳的部分。［9］
今遺印蛻2400多枚當中，大部分輯錄自其存世印譜；由1878年黃牧甫自輯《般若波羅蜜心經印譜》（圖1）開始計起，直至2010年林明、謝光輝近輯《黃士陵印存》（圖2、3）為止，所知見印譜共有64種（見於文後），大致可分為原拓本和印刷本。原拓本當然極為珍貴，當中有些印譜雖非黃牧甫專輯，但收有零星印拓屬罕見或尚未見世之珍品。所知見印譜64種中，《般若波羅蜜心經印譜》《黃牧甫自存印譜》（圖4、5）和《黃穆甫印存續補》三種印譜為黃牧甫生前自輯。前兩種以複製品（印刷本）傳世，後者之原拓本仍然完好，保留了不同階段的印風面貌，其中以《黃穆甫印存續補》尤為重要。
黃牧甫晚年自輯《黃穆甫印存續補》共13冊（圖6、7、8），收印600多方，所載印章多為黃氏在廣州及武昌所刻，對於研究其成熟期印風非常重要。因此譜尚未廣為流傳，屬海外孤本，故目前任何有關黃牧甫的考述、論著，均未能涵蓋這部重要資料。據今藏譜者所述，《黃穆甫印存續補》原為黃牧甫拓予其弟子李尹桑，李氏極珍寶之，晚年雖窮困，他物變賣殆盡，唯獨留存此譜。但最後仍因生活所迫，將此譜歸近人高貞白（1906—1992）收藏。1947年，高氏擬付梓廣傳，並請鄧爾雅撰序，序成於同年。唯因故未刊行，鄧氏所撰之序亦因印刷公司失火而散失。可幸鄧序曾於《南金》雜誌影印發表，附錄譜中印拓數方，得以留存（圖9、10）。［10］後高氏生前將譜傳於香港林章松先生，林氏改此譜名為《黃牧甫印存十三集》，現存於其書齋松蔭軒處。
《黃穆甫印存續補》每冊規格未全一致，一頁一印，間附邊款，所收印拓，以有款者之紀年為依據，屬黃牧甫32歲—55歲所刻之作，這段時期他前後寓居廣州，及於1902年應端方之邀到武昌協助金石遺存的編輯工作。其中有王秉恩［11］、李尹桑、歐陽耘［12］、俞旦［13］用印集及自用印集，另有專冊為其在武昌所刻，該冊封面有黃牧甫手書“黃穆甫印存，光緒二十八、九年武昌所刻”墨書一則（圖11）。《黃穆甫印存續補》集有113方印拓為其他譜錄所未收，如“六朝金石有源流”（1890年，圖12）、“讀聖賢書樂神仙道”（1898年）、“以分為隸”（1900年，圖13）、“少東”（1902年）、“茂德長壽”（1903年）等，揭示了黃牧甫成熟期印風多樣而豐富的特點，極具研究價值。
原鈐譜之重要者，另有王繼香輯《止軒印印》［14］、陳融輯《顒園藏石》［15］、張魯盦輯《黃牧甫印存》［16］、錢君匋輯《叢翠堂藏印》［17］、楊廣泰輯《黃牧甫印聚四冊》［18］及蔣乃勛輯《黟山人印存》［19］等。
《顒園藏石》（圖14、15、16）、《黃牧甫印存》（圖17、18）及《黃牧甫印聚四冊》（圖19、20）三譜製作、鈐拓精美，收錄印拓多屬罕見之品，分量相當重。《止軒印印》為粘貼本，附黃牧甫自署題耑一則（圖21、22），此譜暫未為任何文獻所記，極為罕有。《黟山人印存》（圖23、24）則為《黃穆甫印存續補》以外之絕世孤本，當中錄有30印從未見於他譜，如“北平蔣迺勲印信長壽”（1885年）、“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年份待考）、“秋月華館”（年份待考，圖25）等，雖大多沒有署款紀年，但該屬黃氏中年或以後的作品。
至於非黃牧甫專輯者，如無名氏輯《水仙花館集印》（圖26、27、28）［20］、陳之初輯《香雪庄藏印》（圖29、30）［21］、楊硯山輯《修盦所見印存》（圖31）［22］等，皆為絕少文獻記載之稀有印譜，分別偶見黃印珍品，如“純常子”（1892年或前）、“子靜眼福”（1885年，圖32、33）、“十二年中三度領”（1882年）、“真硯不損真手不壞”（1890年或前）、“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年份待考）等，甚為罕見。
另外，印刷本的分量亦不容忽視，如上述黃牧甫所自輯《般若波羅蜜心經印譜》和《黃牧甫自存印譜》初鈐本已經絕世，其印刷本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料。唐存才於2007年發表《黃士陵早年印譜》（成書年不詳，圖34、35），收印拓68枚，主要為黃牧甫三十六七歲之作，其中有62方印為首次面世，如“怡儂倚聲”（1884年）、“春生草堂”（年份待考）、“錢嵩齡印”（年份待考）、“顨之”（年份待考）、“貴築邵芝字露九印”（年份待考）等，對黃牧甫蛻變期印章研究有極大助益。［23］戴青山編《黃牧甫篆刻作品集》（2000年）收錄了黃氏印蛻約1800方，相當豐富，可謂全集，雖其中印拓流傳甚廣，但仍存有零星印蛻為他譜所未見。［24］
除此之外，黃牧甫兒子黃少牧、外甥葉玉寬分別輯有《黟山人黃牧甫印存》（1935年，圖36、37）［25］和《黃牧甫印集》［26］，在初次刊行時，譜中印拓多為首次面世，後因其他譜錄均常輯入其中印拓而廣泛流傳，然印拓“蔣乃勛印”（1882年）、“永聲”（年份待考）、“臣填”（年份待考）、“慎余”（年份待考）等，仍為其他印譜所未收，足見二譜地位舉足輕重。尤其前者，多次被後世重輯發表，例如《黃牧甫先生印譜二冊》（澳門綠本，圖38）［27］、曾紹傑《增選黃牧父印存》（1977年，圖39）［28］等，故其中印拓得以廣泛流傳面世。
另，董建撰《新見黃士陵殘譜考》一文，刊出十多方印拓為未見於他譜者，如“芙初手箋”（年份待考）、“啟蓉長壽印信”（年份待考）、“黃啟蓉長壽年宜子孫”（年份待考）、“老芙五十後作”（年份待考）等。［29］據董氏所稱印拓皆輯自《黃士陵殘譜》，但因此譜未見，較難辨析。
事實上，在大部分原石已佚、文獻匱乏的情況下，黃牧甫印譜存世量的相對充足，確是其印跡得以流傳的主要載體。今略論所知見的重要傳本，盼對日後研究黃牧甫印譜及其傳承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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