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西漢官印的形制、質地、鈕式、印文和印型裝飾等諸要素髮展演變的特徵的系統分析，就西漢官印的鑒定由表及裡進行論述，提出了以漢代官制、印製等文物和考古研究為基礎的、以認識偽印的製造方法和特點為實踐的、同時將漢印製度理論研究與文物鑒定實踐相結合的一套完備的漢印綜合鑒定體系。
關鍵詞：西漢；官印；特徵；鑒定
中圖分類號：K87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0-0150-03
任何文物均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綜合產物，並具有某一時期的典型特徵，剖析並掌握這些構成要素及其在各時期的發展演變特徵，是鑒定西漢官印首先必備的一個基本條件。同時，還要了解偽印的類型和製作，這是文物鑒定的另一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掌握真印諸要素特徵和偽印類型製作，是鑒定西漢官印的兩個主要組成要素。現對鑒定西漢官印的這兩大要素作以分析論述。
一、西漢官印諸鑒定要素及其演變特徵
西漢官印在我國古代璽印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其獨特的時代特徵。而這些特徵是由構成印章的形制、質地、鈕式、印文、篆刻藝術風格等諸要素所表現出來的。
（一）漢印形制
1.漢印大小。西漢官印的尺寸一般均較小，其大小只有2個多厘米。其原因為漢制“通官印方寸大”（《漢舊儀》），故印面在2.2～2.4厘米見方，約相當於漢制的一寸左右。漢帝後璽印略大，為漢制方一寸二，印面方邊長約2.8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漢官印則為長一寸寬半寸的長方形半通印。這是漢印形體的最基本時代特徵。
2.印台形式。漢官印均由印台和檯面上的印鈕兩部分構成。根據官員品級高低，西漢官印的印台分為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其中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為通官印，印面呈正方形，方寸大，約2.2～2.4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為長方形半通印。西漢各個時期官印的印台在形制和高度上有所不同，漢初有秦風貌，印台薄而扁平，厚度在0.4厘米以下，還有上小下大呈斜坡狀的；文景以後印台一般厚約0.5厘米左右；西漢晚期印體由輕薄逐漸變的厚重，印台增厚至0.8厘米以上。
3.漢印鈕式。鈕式是構成古代官印諸形制中的最核心要素。西漢官印對其鈕式都有嚴格的制度，且同一鈕式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具有不同的形狀，因此掌握印章鈕式不同時期的發展演變特徵，即成為鑒定各個時期西漢官印的一個重要手段。西漢官印的主要鈕式為龜鈕和鼻鈕兩大類，此外還有螭鈕、龍鈕、魚鈕、蛇鈕等及其他獸鈕等。
一是龜鈕。為漢官秩比二千石以上高級官印的通用鈕式。漢印之龜鈕有“龜者，陰物，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的特殊含義（《漢舊儀》）龜鈕在西漢官印不同的發展時期，又具有其顯著的時代演變特徵。西漢龜鈕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龜首短平，龜身俯卧，四足短而鑄刻不清晰，流行於文景帝時期；晚期龜首微抬伸，龜身抬生，龜腿向上呈半立狀，四足鑄刻清晰，龜背或圓或後部隆起，甲形及紋飾精緻，流行於武帝至漢末新莽時期。
二是鼻鈕。亦稱瓦鈕，是古代印章中最常見的一種鈕式。其基本形制均為印台背上有一半圓形的環狀系，用以穿綬佩帶。鼻鈕早見於戰國，秦時官印大多為此鈕式，西漢是由於龜鈕的出現，鼻鈕遂改為千石以下的中下級官吏印章固定鈕式。西漢早期的鼻鈕有戰國和秦之遺風，為窄面環狀；稍後鈕面逐漸加寬，景帝以後開始流行薄邊覆瓦狀的鼻鈕；漢末鈕邊漸厚。
（二）漢印質地
1.玉印。與先秦時期不同，秦漢時期對玉印，特別是官印以玉為質有着極其嚴格的規定。“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後漢書・徐■傳》）西漢時皇帝六璽和後之璽皆為白玉。另漢時王侯諸卿大夫亦有玉印，其狀為覆斗形，往往為私璽或殉葬印。
2.金印。西漢官印中的金印僅次於帝後玉璽，為王侯貴胄、諸公、將軍等朝中上卿重臣之用。按文獻資料記載，西漢時期使用金印的僅限於皇室至爵中的太子、王、列侯；朝堂上的丞相、太尉、大司馬、太傅、太師等公卿；位列上卿的諸將軍等高級官吏，以及漢朝賞賜於少數民族首領的璽印。
3.銀印。銀印為西漢比二千石以上高級官員之印章。其範圍包括朝中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司長官，如九卿、內史等；軍中諸副將和各營都校尉，如“騎都尉印”、“戊己校尉”等；地方郡以上的軍政長官，如“沛郡太守”、“彭城太守章”等皆銀質官印[1]。
4.銅印。西漢官秩在千石以下的中下級官印皆為銅質，包括通官印和半通印。西漢銅質官印的使用範圍十分廣泛，上自宮廷朝中諸司屬官，下至地方郡縣太守、郡尉以下的所有官吏，以及軍營中的各級屬官皆以銅為印。
（三）漢印的文字、篆刻及印面風格
1.印文文字形式。西漢官印的印文皆為反字陰刻，即篆刻藝術上所謂的“白文印”。漢印印文的這一特徵，是由當時在封泥上鈐印的用法所決定的。西漢時期紙張尚未發明和普遍應用，故不可能出現超越時代的蘸印泥鈐在紙上的陽文印。因此，當我們遇到一言為西漢印章的陽文印時，即應引起注意，斷其十之八九可能是偽印。
2.印文篆刻風格。就西漢官印文字的總體風格而言，其印章使用文字應歸屬於小篆體系，進一步說它是由小篆發展而來的一種較為獨特的印篆專用字體，稱為“摹印篆”。而且這種摹印篆在不同的時期還有着顯著的發展演變特徵，其印文的具體發展演變特徵，已在本文第二章“西漢官印的分期和時代特徵”中作了詳細論述，此不臃述。
3.文字筆劃形態。古代印章中一些常用字在各個發展時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具體形態。西漢官印中典型的字如：“印”字的末筆常作下垂狀。“丞”字中部下橫的兩端向上翹，而至東漢時即開始變為一直橫。“尉”字在西漢印中其左下為對稱狀，東漢則為一“火”字。如此等等，通過文字筆劃的變化，也是鑒定西漢官印的一項重要要素。
4.印面構圖特徵。古代印章的印面構圖在各個發展時期都具有其一定的外部特徵，西漢官印的印面構圖主要存在以下幾點：一是界格，漢初官印承襲秦印，印面均有界格，但漢初期官印界格方正、平直，比較規範整齊，尺寸上也略大於秦官印，至孝惠文景帝時期界格已基本消失。二是印文排列形式和字數，漢初官印印文排列並不固定，文、景帝時期趨於正規；西漢中期以前大多為四字印，武帝時期出現五字印，但這時的五字官印僅局限於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吏，曰某某章，至晚期五字官印在漢官印中普遍流行。
（四）漢官印的印文內容及其知識
1.印名。所謂印名是指印章印文的自名。古代璽印一般均有自名，而且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古代璽印自名常見的有“璽、印、章、寶、記、符、節、信、關防”等等，例如先秦時期的印信一般均稱為“璽”，但至西漢則為帝、後專用印名；又西漢官印通常只用“印”和“章”，而不用其他印名，且印與章還有各自特殊的用法。
2.官名。官名是官印的具體文字內容，每一方官印都必然有其官名。西漢時期由於從秦入漢，有旋經發展定製，故其官名從早至晚一直在不斷的更變之中，特別是西漢中期，官名變動尤甚，而一些官名至新莽和東漢即不再使用，如“別火”於西漢武帝年置至東漢光武年省。又後世中行用之官，在西漢時就不一定出現。因此，掌握西漢時期的官名，特別是同一官名的各個時期的不同變化及起省年，對漢印的斷代和鑒定具有很大幫助。
3.地名。地名同官名一樣，在歷史發展上一直都在不斷的更迭變化，一些在西漢時稱用的地名到其後即不再使用，而且同一地名在西漢的各個時期還有變化和起廢，如前文中提到的“新城”，又如沛郡為景帝三年平七國之亂後始置郡，而渭城則是武帝元鼎三年由咸陽更名的，如此種種不再贅述。而了解這些古代地名，對我們今天鑒定西漢官印是大有益處的。
4.稱謂。稱謂具有時代特性，西漢官印尤是如此，這是鑒定其真偽的一個重要特徵。不但前文提及的一些印名，如璽、印、章的用法和時代演變特徵；而且其官名入印也有顯著的特徵，如漢時縣一般有左、右尉，故其官印的通常用法有兩種：一是縣名為兩字的常作某某縣名加上左尉或右尉，二是縣名為一字的常作某縣名加之字再加上左尉或右尉，如“海邑左尉”和“卞之右尉”[2]等，但絕對不加“縣”或某尉之印，這是漢時印章稱謂的基本常識。
二、偽官印的類型與鑒別
西漢官印偽作較多，歸結起來大致有三類：一是全部偽造，二是摹真仿造；三是真印偽刻。現將西漢偽官印的鑒別分類介紹如下。
（一）全部偽造之印
所謂全部偽造之印，是指無中生有，向壁虛構而成的古璽印。這類偽官印從官名、地名、印名，到文字、篆法，乃至印章形制，都是出於偽者的憑空杜撰，屬於一種較低檔次的偽作。由於偽造者不知真印其貌，往往偽造漏洞百出，不是印章形制不對，就是官名、地名、印名、文字、篆法等存在明顯問題，如“梁王后璽”玉璽和“建威校尉”被偽造為鼻鈕；稍高明者可能會將以上諸要素的一二點乃至三四點，製作的較逼真，但是絕不可能把西漢官印的所有要素偽作的天衣無縫，我們只要通過對所掌握的西漢官印諸要素進行逐一的對照分析，就不難發現偽印存在的破綻。即使有很高水平的此類偽印，也會在其細微處有漏洞可辨，不要說新仿印的銹色和製作等問題，就是年代久遠的古代偽印，亦可通過西漢官印諸要素的時代特徵去加以鑒別。如一“杜陵右尉”印，即是一方傳世的清代偽作漢印，初觀該印銹色古樸貌如真印，細在其形制風格、印文特徵和製作工藝以至等方面，均可以假亂真，但細辨其印問題有二：一是印章形制與其官名不符，該印為龜鈕，但漢制皇帝陵邑同縣，陵尉官秩不過六百石，其印形當為鼻鈕而不能為龜鈕。二是該印文中的“尉”字與漢印文字篆法存在較大差異，具體表現為該尉字的左下部刻成“示”，而西漢時則作“火”；另此印右旁末筆作一大豎點，而漢印常作一橫筆；又西漢印中尉字左旁常較大，約佔全字的2/3，但該偽印之尉字左右兩旁卻大小相當。通過以上種種分析，即可以明確地判別出該印為古時偽仿之漢印。
（二）摹真仿造之印
所謂摹真仿造之印，是指原有真印，而作偽者依照該漢印面貌另行偽制。這類偽印就其製作而言又有如下兩種情況。
1.不知印形，依譜而作。此類印往往是偽作者只見印文，而不知其印之形狀，多依照所得印拓或古譜所錄之印文摹刻而成，高仿者其仿刻印文能與真印幾無差異，但由於偽作者不知原印形狀，故在製作偽印時往往在其形制上與真印不符，這是鑒別這類偽印的關鍵所在。例如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著名“石洛侯印”金印，就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案例，該印原於清朝嘉慶年間出土山東省日照縣。然而，經過一百餘年後，流傳於世的卻有兩方，兩印均為金印，印文完全一致，難辨真偽，一時成為印界關注之公案。但兩印的龜鈕卻大相徑庭，一印龜首短而微抬，龜身隆起，體形狹長，龜腿微曲立狀，四足鑄刻清晰；而另一龜鈕則龜首長而平伸，龜身平板，龜體扁平，龜腿彎曲，龜足無刻痕。很顯然前者印鈕為西漢中晚期之龜鈕形制，與其印文的時代是相吻合的，乃真印無疑，而後者印鈕與其時代顯然不符，是為偽印。究其原因，“石洛侯印”金印剛出土不久即為諸城鑒藏家李仁煜所得，並被奉為至寶，秘不視人，僅以印拓贈予摯友數人，因當時西漢金印尚不為人所知，故世人只有其印文而不知其印形，所以即出現以上一方印文不差毫釐，但印形相去甚遠的仿刻金印，隨着現在考古發掘的不斷發現，現今一看其形制即知後者為後人偽造之印。
2.完全依據真印進行仿作。即偽作者既知印文亦明印形，完全按照真印來仿製。按偽作工藝的不同，此類偽印又可分為兩種：一是對照真印進行摹刻，二是以真印為母範翻砂鑄造與摹刻。因為是依照真印而進行的仿作，所以這類偽印的外觀形制和印文結字均較為逼真，但也不是不可鑒別的。摹刻偽印一般做偽者並無真印，而多對照有圖片和印文進行摹仿製作，由於文物圖片不可能面面俱到，故偽印往往不能全面把握真印的外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比例上的失調，又摹刻印文之文字亦不如真印氣韻流暢貫通，且文字整體之間常不相協調，同時因這類偽印製作較難，故多仿製一些價值較高的名印，而傳世或考古發現之著名漢印又多有明確的收藏地，這也成為鑒別其真偽的一大要點，比如當在世面上見到一方“文帝行璽”[3]印章時，就要馬上知道該印收藏在國有博物館中，而不可能流傳於世上，除非通報該印被盜，否則肯定是偽印。而翻砂之偽印，首先是其印形必然小於原印，其次鑄造工藝上存在砂眼問題，再者翻砂品印文筆道往往較為粗糙或出現變形情況。此外，不論摹刻還是翻砂鑄造之偽印，其偽印的質地和作舊手段都不夠完善，這也是鑒定其真偽的一個重要突破點。偽玉璽可從玉質和其工藝上加以鑒別，西漢玉璽為帝後之印，質和闐白玉，其工極精，仿者常一看即破。而偽銅印的新做銹色與兩千年的自然銅銹是不難辨別的，而有些低劣的仿漢銅印，竟然使用普通的黃銅仿造，可見仿造者連黃銅何時出現這一基本的文物常識都不知到，真讓人有些好笑，而這些低劣的黃銅偽漢印卻能在市面上屢屢見到。
（三）用真印偽刻之印
真印偽刻亦稱半真半假或以舊翻新。即利用真漢印之印體，進行翻新偽刻的一種偽漢印。此類偽印通常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原漢印本無字或其印文在流傳中已漫滅，作偽者得印後在其印面上補刻以偽印文；二是原真印型文本皆具在，作偽者將其原有印文磨去，又重新刻以偽印文字。以真印進行偽刻屬偽漢印中的高仿品，因其本為真印，故外印體型諸特徵及銹層包漿均古樸可人，所以在銷售時往往能夠經得起審視，也極易使人被其外觀所迷惑。與前兩類偽印相比，此類偽印的鑒別具有較大難度，常令收藏者先上當而後悟。因此，遇到這類偽印是要特別加以注意。由於這類偽印的作偽特點均為在真印上偽刻以新的印文，故其印章形制與新偽刻的印文之間必然存在矛盾，因此全面了解並掌握古代璽印，特別是漢印各個發展時期印形與同期印名、官名、地名、文字、篆法等諸要素間的關係，是鑒別此類偽印的基本切入點。同時，此類偽印尤其是後者，其在偽作時常常具有一個極其鮮明的特徵，即重新偽刻之印名一般多是高於原印形制的官名或印中之罕稀珍品，了解這一點亦對鑒別此類偽印大有益處。“右將軍印”該印形龜鈕，銹色青碧，龜鈕為典型東漢印鈕風格，當為一東漢之龜鈕銅印。然而，審視其印文，乃為西漢中期以前的典型四字官印形貌，因漢武帝以後之將軍印即改為五字，且印名用“章”而不再用“印”；又據史書載：“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漢書・百官司公卿表》）可知漢之右將軍乃金印，故該偽印之印質顯然與史不符；對比其後刻之印文，文字筆劃軟弱無力，且顯呆板缺乏神氣，“將”字篆法也與西漢該字法度不同，顯為後刻之偽印文。從而鑒定此印當為一東漢龜鈕銅印仿刻之西漢右將軍印。
總之，文物鑒定是一個綜合分析的鑒別過程，漢印鑒別亦不出其右，所以必須對構成漢印的諸要素進行逐一對比分析，全面考證鑒別；同時還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密切關注偽印之發展動態。此外，漢印鑒定是一種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社會學科，只從理論中來到實踐中去，鑒定的結果才能更可靠、更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1]羅福頤.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孫慰祖.古封泥集成[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2]獅子山楚王陵考古隊.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發掘簡報[J]；王愷.獅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對研究西漢楚國建制及封域的意義[J].文物，1998，（8）.
[3]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漢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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