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出于明清文人书画审美衍生而成的帖系印风不同，碑意篆刻从一开始就是与乾嘉金石学相伴生的关系，碑学审美在印章上的表现甚至更早于书法和绘画。力倡金石风格的海派吴昌硕早年鬻印成名，此后才相继深入书法与绘画。尽管他不断地将书、画、印三者融会贯通互为滋养，但其“书从印出”的自述，则明确显示了金石印学的根本影响。来楚生青年时期曾求学于上海美专并师从吴昌硕弟子潘天寿，这应是他以金石风格融汇书画印的开端，此后直至晚年，吴昌硕推崇的金石高古趣味在其作品中日益得以凸显。但就其创作经历来看，更早的帖系印风仍然延续其长久的影响，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徘徊于二者之间，这造成了来氏的篆刻艺术实际上兼具了帖学趣味与碑学趣味。直至其晚年，“碑意篆刻”才日益凌驾于帖学趣味之上，最终以巧拙并用的姿态形成了郁勃苍劲而又流转多姿的篆刻风格。来楚生的篆刻创作探索，既含蓄地揭示出了近代篆刻家继承书画传统审美的心路历程，也显示了篆刻艺术自身在艺术史地位的不断上升之势。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来楚生以其毕生的实践证明，碑系印风在其美学范畴意义上，其所拥有的创造力和阐释空间更为巨大，而且为当代艺术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值得深入尝试的领域。
另外，从地域的底气影响来看来楚生的成就。他出生地在武昌，湖北的人文环境对其性格底色的塑造影响深远。楚人素以浪漫、执着、桀骜不驯著称，他们勇于突破成规，敢于挑战不合理的现实，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与开拓精神。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这一地域以浩瀚之势蔓延，形成既深邃阔大又神秘诡奇的文化艺术景观。这种浪漫的文化气质体现于神话、诗歌、音乐与舞蹈之中，表现出追求新奇、锐意进取的变革精神，也铸就了楚地人民热烈而奔放的性格。可以说，荆楚大地的气韵风化，涵育了来楚生最初那一念浪漫的天性，也孕育了他不羁的性情。这样的文化基因，使他难以安分地固守某一种艺术形式或风格样式的实践，始终保持着突破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旦遇合情感奔涌的契机，其创作能量便沛然倾泻，不可抑制。《来楚生篆刻艺术》记述其1972年2月间，不知因何触发，他刻印的灵感骤然而至，“一心想制印”。自二月下旬至“三八”妇女节，仅十余日便刻成二十余方，平均日刻两印。其后四年间，他更是以近千方印章的数量，近乎重塑了个人的艺术生命。这一时期，来楚生的篆刻展现出全新的风貌，其风格特征可概括为古拙、放纵、流走自然。他充分尊重文字本身的笔画结构，于章法摆布中显露出看似“随便”实则匠心独运的空间意识，并不刻意追求印面的装饰效果。在雄强、苍茫、古拙、老辣等审美品质之外，更有平和渊雅之气，使词义概念通过刀意自然浮现，不矫不饰，天真烂漫。其作品融汇了“帖系”艺术中的文心畅想，书斋创作的沉静幽深，甚至是个体生命中的孤寂与悲慨。
来楚生的朱文印成就尤为瞩目，可从中辨识出吴昌硕白文印中所汲“石鼓文”的虚白意趣，但又独具一种慷慨刚健的壮美气质。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深植于自邓石如、赵之谦至吴昌硕的“碑意篆刻”传统，同时融入帖学所涵养的内在情致；在碑与帖的多元张力中，他平衡了可预置的共识美与不可预判的个性美，进而拓展出兼具个人气质与理想境界的篆刻新域，使他成为中国近现代篆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家。
（文/魏广君，2025年9月1日于京华云奕阁，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杂志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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